城市落户零门槛会改变什么？

户籍改革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日前，国家发改委印发了《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后文称《任务》），其中最大的亮点，莫过于关于户籍制度改革的表述：“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落实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政策。”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公布的“十四五规划”中，相关表述还是“全面取消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落户限制”；而此次《任务》特别突出了“落实”二字，标志着取消落户限制来到了必须要严格执行的层面，不能再有半点含糊。分量之重，可见一斑。按照《任务》的表述，这里的衡量标准为“城区常住人口”，而非全域人口或市辖区人口。

截至2019年末，全国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大城市、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达到30座；其中，超大城市包括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天津6座城市，特大城市包括东莞、武汉、成都、杭州、南京、郑州、西安、济南、沈阳、青岛10座城市，大城市（Ⅰ型）包括哈尔滨、长春、大连、合肥、昆明、太原、长沙、苏州、南宁、乌鲁木齐、石家庄、厦门、宁波、福州14座城市。

而除了上述30座城市外，其他所有城市都将真正实现“零门槛落户”——这当中，不乏贵阳、南昌、兰州、石家庄等省会城市，以及无锡、佛山等“万亿俱乐部”成员。

伴随着“零门槛落户”的遍地开花，我国城市经济将步入新的竞争和发展阶段。从区域经济和城市经济的角度来看，“零门槛落户”正是体现了我们更深入推进市场化改革的雄心，意义深远：

一方面，人们的自由迁移和定居谋生都将不再受限，特别是那些身在农村、数量庞大的剩余劳动力能够有序转出，不同地区之间的劳动力供需错配现象同样会得到显着改善，而“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亦会大大提速；

另一方面，户籍差别的本质是一系列福利制度的差异，如今“二元户籍”即将成为历史，那些依附在户籍上的种种福利与特权也将日趋淡化，不同人的身份地位将更加平等，发展机会也更为均等——这些同样是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义。

更为重要的是，在“零门槛落户”的新背景下，一个农民进城后，他的身份与可以享受到的福利都会真正有所转变，其收入也会大大提高，这也必将会反过来继续拉动我国城镇化的深入推进，继而带动国民经济的更高质量发展，前景令人无比期待。

取消落户限制固然可喜，但却非一劳永逸，只因它并非是城市吸引人口来此生活发展的唯一筹码。

最近几年，我国各城市间的“抢人大战”如火如荼，许多二线城市都拿出极为优惠的政策来吸引人才入驻，这当中就包括“零门槛落户”。然而，“抢人”虽简单，“留人”却不易，纵然二线城市有百般利好，仍有不少年轻人选择向一线城市“回流”。原因在于，人才更加看重的，是有没有才华用武之地与足够的成长空间，而绝非一处安身立命的居所。不仅如此，城市福利的差别也不容忽视。

为此，除了户籍之外，我们还应大力推动中小城市的发展，尽可能降低其与大城市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差距，缩小不同城市之间居民的非户籍福利差异。唯有如此，才能让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在中小城市里扎根，进而促进不同区域间的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