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中和热下的进退思考

林伯强

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通过四十年努力，使我国碳排放接近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过去四十年，我国建立了庞大的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系统，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和消费国。

和全球相似，我国目前的能源结构中化石能源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的85%左右。而我国的碳排放高于其他国家，关键在于碳强度最高的煤炭占据了能源消费总量约56.8%的比重，全球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7%左右。相比其他国家，中国实现碳中和更为复杂和艰难：一是将目前庞大的能源结构倒过来，成为以清洁能源为主体，本身就是一个困难的过程；二是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增长还需要能源支持，中国对能源的需求还会继续增长。

风电、光伏的发展空间最大

碳排放更低的能源方案也不断被尝试，中国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水电等清洁能源领域进行了大量投入。2020年中国风电和光电的装机容量占中国电力装机总容量的24%，发电量占中国发电总量的9%左右。风电和光伏存在装机利用小时数低、自身的不稳定性以及电网调峰的问题，水电基本上较为稳定，由于面临着潜能限制和生态环保等方面的压力，增长幅度并不会很大。核电方面，2020年中国核电装机容量仅占电力装机总量的2%，却占总发电量的5%。近年来核电增长较快，但受制于安全问题的“天花板”，其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还有，但是空间可能并不太大。

目前可再生能源的装机利用小时数低，随着可再生能源的装机规模越来越大，在电力结构占比会慢慢提升，但是提升速度会较为缓慢。接下来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的发电量贡献应该是在目前9%左右的基础上每年增加1%，四十年后达到50%左右。再加上水电、核电的发电量，这样以清洁能源为主体的电力系统基本就建立了。

由于可再生能源不具备稳定的特征，就需要通过储能（还有氢能），将不稳定的能源转换成稳定的能源，可储可运。未来整体的电力系统成本会比现在更高。

可再生能源占比大幅度提升，会导致整体系统成本大幅度提高。目前仅仅依靠电力系统内部无法化解转型成本，必须有外部力量的参与。一方面是碳交易，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提高清洁能源的竞争力，提高化石能源的成本抑制消费，引导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碳交易启动起来，就可以有外部力量来参与化解电力系统内部的转型成本。另一方面是电价改革，使得电价可以反映成本，更好反映市场供需。由于碳中和过程也是电气化过程，电价改革是能源改革的关键。通过价格信号推动经济主体节能减排，实现能源结构的转型升级。

未来的清洁能源系统中，风电、光伏的发展空间最大。需要加快可再生能源发展，当可再生能源比例足够大时，才有可能在满足能源需求的同时，替代煤炭。但是如果能源需求增长快，可再生能源就无法满足需求增量，从短期和中期来看，火电增加的可能性还存在。当然，这里的增加指的是电力需求较快增长的背景下，火电的利用小时数增加，而不是指装机规模的持续扩张。理论上讲，需要严格控制火电装机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如今气候越来越不稳定，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都是“靠天吃饭”，以越来越不稳定的电源应对越来越不稳定的气候，存在很大的稳定和安全问题。中国庞大的火电系统可以作为可再生能源的备份以及调峰，起到稳定和保障能源供给的作用。从中长期看，火电需要逐步退出，但并不是拆掉火电厂，而是火电厂的利用小时数会越来越低。

碳中和是节能减排的基本主线

2030年实现碳达峰意味着两点：一是2030年后我国碳排放将呈下降趋势，二是从现在到碳达峰年限，我国碳排放可能还会增加。未来十年内，我国清洁能源会得到快速发展，但实质性减少使用化石能源仍然很难得到较大突破。2060年碳中和的目标，使得碳达峰的目标更加具有约束。因为2030年实现碳达峰后，如果碳含量太高，会导致后面碳中和的成本很大。

碳中和目标于2020年9月提出，各地方政府、行业、企业都还在认识和消化这一概念的过程中，需要一定的时间让大家真正认识碳达峰和碳中和的关系以及需要的相应策略和措施。

碳中和的概念其实是通过拥有等量碳汇（或者国外的碳减排信用）抵消自身的碳排放。碳中和目标实现的主导方向是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如果未来碳捕获等负碳技术进展缓慢，或是清洁能源的成本不能实现大幅度的降低，低碳转型之路将非常复杂且困难。这也意味着储能行业、节能行业、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生物质能碳捕集与封存（BECCS）等相关低碳、零碳及负碳行业要加速推广。此外，碳中和的很多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理清。现在各个地方要认清当地的实际情况，碳中和是节能减排的基本主线。接下来的很多原则还需要大家通过学习消化，对一些问题有更清晰的认识和界定。

碳中和影响全球贸易。比如，虽然中国的煤炭储量足够，但我国每年从澳大利亚进口大约8000万吨的煤，其原因还是因为进口澳大利亚的煤便宜些。这是从财务成本角度计算的。假如我国使用澳大利亚的煤，碳排放成本由中国承担，从碳中和成本来看，中国从澳大利亚进口煤炭可能就不划算了。这是碳交易对全球整体贸易体系可能带来的影响。

城市碳中和比企业碳中和更具有实践意义和政策意义。现在很多企业都提出其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节点，这都很好。但是城市碳中和作为一个系统性工程，更具有实际意义。目前必须有城市率先站出来，提出先于2060年进行碳中和的承诺。为什幺说城市很重要？因为据估计70%以上的碳排放来自城市，城市有比较好的低碳认知和支付能力，所以城市必须先于国家实现碳中和的目标，这样国家2060年才真正有可能实现碳中和的承诺。未来通过对碳中和目标的承诺，城市能源系统需要有比较好的策划。比如说城市低碳能源系统必须贯彻广义节能原则，包括提高效率、消费者行为、循环经济、商业结构调整等，数字化在其中肯定要扮演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

碳中和应对气候变化要求所有国家对话合作。目前逆全球化的趋势，事实上不利于应对气候变化。贸易全球化即为资源的优化配置，既有政治因素，更主要还是经济利益问题。应对气候变化全球化，也是全球资源的优化配置。但不同于贸易全球化，它主要指责任和贡献，更需要对话合作、采取一致的减排措施。随着极端气候越来越频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越来越紧迫，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措施可能会考虑实施，比如欧盟目前讨论的碳边界税，这可能是今后难以回避的话题。但是希望这些措施不会导致逆全球化、贸易战；逆全球化和贸易战不利于碳中和。

碳中和是一个系统性的工程。按照目前的产业结构，将能源需求控制在很低的水平可能性并不大，因为高耗能的产业链太大。以前节能减排是从提高效率角度出发的，今后还要考虑消费者行为、产业结构调整、循环经济等内容。政府需要政策上积极推动，此外，还可以通过碳交易、电价改革来提高化石能源成本、抑制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