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促进共同富裕

刘伟

合理调节超高收入，是优化收入分配、促进共同富裕的应有举措。个人所得税是调节超高收入的主要工具之一。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存在“劳动收入税率高、财产性与经营性收入税率低”的结构性问题，导致对财产性与经营性收入的调节作用有限。而且，税率剪刀差容易引发纳税人偷漏税行为，进一步削弱了税收调节超高收入的作用。

现阶段，我国应进一步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度，加强对超高收入群体的税收调节。具体建议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加强个税对超高财产性收入的调节

财产性收入在我国超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来源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存在“重劳动收入、轻财产性收入”的格局。目前，各类财产性收入的税率仅20%一档，缺乏累进性，且相当一部分财产性收入还可以享受减免税的优惠。同时由于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收入之间存在税率剪刀差，一部分超高收入群体将劳动收入转换为财产性收入，不仅造成了税收流失，也导致税收调节收入分配作用失效。

建议加强个税对超高财产性收入的调节：第一，将股息红利所得和财产转让所得改为两档累进税制，提高大额财产性收入的税率。对一年内股息红利所得或财产转让所得在500万元以下的，仍按照20%税率课征。在500万元以上的部分，按30%税率课征。第二，我国目前对上市公司的股息红利所得，持有股票1年以上的免征所得税，对持有股票满1个月但不满1年的，减半征收。建议年股息红利所得超过200万元的，不论股票持有时间长短，不再给予减免税。

第二，维持综合所得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变，但适当调高适用45%税率的收入下限值，适度降低劳动所得税负

目前个人所得税制中，仅有劳动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计征，综合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是45%，在调节劳动收入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与财产性收入相比，税率仍然较高，不利于鼓励勤劳致富。同时，与中国香港地区15%、新加坡22%、美国37%的最高边际税率相比，我国个人所得税在吸引海外高端人才上居于劣势。

建议维持综合所得45%的最高边际税率不变，但适当提高适用45%税率的收入下限值，由现在的96万提高至200万。应纳税劳动所得在96万至200万的群体，收入不能称得上畸高，适度降低这部分群体的税负，有助于吸引国际高端科技人才。与此同时，保留45%的最高档税率，将其适用于年劳动收入在200万以上的部分，仍然可以起到调节超高收入群体的作用。

第三，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围，缩小核定征收范围

个人经营所得目前适用35%的最高边际税率，低于劳动所得45%的最高边际税率。同时，部分地区的税务机关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征收个人经营所得税，核定范围大、核定征收率低，导致经营所得实际税负很低。这不仅不利于税收公平。也诱使部分超高收入群体将劳务报酬转换为经营所得，导致税收流失。

建议：首先，将经营所得纳入综合所得范围。经营所得的最高边际税率尽管由35%提高至45%，但是结合上一条建议，综合所得200万元以上才适用45%税率。因此，大多数中小规模的个体工商户，年经营所得低于200万，仍然处于35%及以下的税率层级，税负并未提升。其次，严格制定经营所得核定征收的门槛，大幅度缩小核定征收范围，扩大查账征收范围。

第四，禁止地方政府违规进行税收返还的行为

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资、吸引高端人才时，以先征后返、财政补贴的形式，对企业高管、高端人才的个人所得税进行全部或部分返还。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异地引税，也对演艺明星工作室等个体或合伙制企业采用核定征收的方式，降低其实际税负。这些行为不仅导致财政资金的实质性流失，也严重削弱了税收在调节收入分配当中的作用。

建议中央出台专项办法，禁止地方政府自行出台变相的个税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