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一生都非常珍惜时间，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都花在为时代和人民击鼓的文学事业上，把自己的“敬业精神”做到了极致。但他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人，有很多和普通人相似的爱好。他在这些爱好上的水平甚至超过了他同时代的很多“职业选手”。介绍了鲁迅对篆刻、绘画、集邮、电影、灯谜、花卉的爱好。

一、鲁迅与篆刻

鲁迅非常喜欢篆刻，对印章非常讲究。保存下来的鲁迅印章多达57枚，其中原印章49枚，篆刻8枚，分别收藏于北京鲁迅博物馆和上海鲁迅纪念馆。现存的鲁迅印章有周、、、印、周毓才、鲁迅、荀、荀翁、鲁隼、等姓氏、姓名、谥号、笔名。“惠收藏”、“惠收藏”、“周树收藏”等收藏印章和“芒源社”等企业印章；还有可以用来区分古籍的“万”、“假”、“好”、“范”等朱字，以及“唯有梅花是知己”等休闲印刷；此外，还有“濉溪”和“周信”的专用印章。事实上，鲁迅生前收藏和使用的印章实际数量比现存数量要多得多。除了早年丢失的一些印章外，1941年还丢失了10多枚印章。据鲁迅之子周海婴回忆:“1941年12月，我母亲(指许广平)被日本宪兵逮捕后，我父亲的手稿、日记、印章被抄为‘罪证’。等我妈被放出来，东西还回来的时候，发现十几个印章都丢了。这十几枚印章，加上我父亲1922年的一篇手写日记，我母亲曾亲自追过，但都像黄鹤一样，一去不复返了。”

鲁迅的印章大多是石头做的，有的是水晶、牙角、玉石、木头做的。海豹有不同的形状和大小，如圆形、椭圆形、长方形、正方形、天然形等等。印刷术种类繁多，有楷书、草书、隶书、篆书等，其中以篆书居多。这些印章有的是鲁迅刻的，有的是别人捐的。其中大部分是当时一些著名篆刻艺术家的作品。中国著名文史专家、说书人郑先生回忆说:“鲁迅经常用的名家印章，有西泠印社刻的，甚至有九枚是唐立夫做的。”此外，陈师曾、张月成、刘述度、乔大壮、吴德光、陶守伯等著名篆刻家都曾为鲁迅先生刻过印章。鲁迅生前非常喜欢二玺。一个是白的《鲁迅》，一个是朱的《游隼》。鲁迅先生曾在一封信中提到，是一位刘小姐刻的。这位刘小姐就是齐白石得意弟子、著名篆刻家刘述度。那时她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习。受著名作家郑振铎的委托，她选用一级白寿山石，为鲁迅精心雕琢。现存于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与当时的美术教育家、书画篆刻家陈师曾交往甚多，友谊深厚。陈师曾的篆刻，仿照吴昌硕的篆刻，布局新颖，刻工雄健，气魄豪放，韵味十足，一直为鲁迅所喜爱。现存的57枚鲁迅印章中，有6、7枚出自他手，《鲁迅日记》中有相当详细的记载。比如1915年6月14日的日记:“曾老师留下一枚小铜印，名曰‘周’。”同年九月三日:“托人刻了，报十两银子。”同年九月八日:《刻本集》印出，以六语刊行，曰:‘会稽周氏集’。”同年九月二十九日:“陈师曾刻印。”1916年4月26日:“陈师曾出示了一份印有‘周树所有’字样的印刷本。”同年十一月三十日:“易印党。”1919年1月4日:刻下印章，上书‘周家将收’“1916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时，部里有人要排挤他。他还让石增刻了一个“能到堂就行”的印章，取《尚书》中“君子住宅如其命”之意，作为房名，以表达对反动官僚的蔑视。鲁迅独特的幽默也体现在这枚印章上。

鲁迅遗玺中有一枚独一无二的印章，木质，长方形，印面3.7× 1厘米，用楷书印着“病”字。周海婴在《回上海回忆童年》中写道:“这枚‘病号’邮票是我父亲在去世前一年刻的。那时，他病得很重。日记中说，1936年6月5日至6月30日“坐卧难安”，连自己一直坚持的日记都写不下去了，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忠实读稿。收到信后，我不想耽误时间，免得寄信人和寄信人担心，就想出了这个办法，在收条上盖了‘有病’两个字，让寄信人看到这个收条就明白情况了，也不会着急再催了。这也是我父亲对待知音和不知音的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病号”印章存在于上海鲁迅纪念馆。

鲁迅本人曾经刻过的印章，虽然不多，但水平很高，有的至今还留存于世。少年时，叔父周钦厚学篆刻，他学会了篆刻的本领。没有办法找到他早年刻的印章。好在1899年，鲁迅在南京读书时，从江南水师学堂调到江南卢氏学堂附属的矿冶学堂。他曾镌刻了“文章误我”、“生于剑下”、“我是服兵役的秀才”三枚印章，以表达他参军报国、献身祖国的爱国情怀和赤子之心。这个三方印章，“文章误为我”和“剑生”两个印章，已经消失了，但“军马书生”朱留存了下来。在鲁迅的遗作中，还有一个“荀”字，印成白色，长方形。据许广平回忆，也是鲁迅自己刻的。此印为草书，线条自然，笔画流畅，足见鲁迅先生在书法、篆刻方面的渊博学识。

著名书法家沙孟海在西陵印社成立85周年的开幕词中说:“大文豪鲁迅先生平日注重篆刻，曾撰写《印谱序》，编入《全集》。”这里的《印序》，即《衰龛与印序》，是鲁迅唯一一篇关于篆刻的文章，也是中国印刷学宝库中不可多得的理论著作。杜昭林(1876-1933)，字泽青，浙江绍兴上虞人。他耍刀很有气势，篆刻手法古雅。1916年在杭州流浪时，将自己中年时期的篆刻作品汇编成《破落小生》出版，并请师兄鲁迅作序。序言原由周作人撰写，鲁迅润色，周作人递上，以“鲁迅”笔名发表。在序言中，鲁迅针对古代传说中印章起源于龙或凤被授予开明天子的谬误，科学地概述了印章的起源和变迁，精辟地阐述了印章的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同时，他对杜昭林的篆刻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用心努力，追求汉制、神古之联，遮蔽了纯艺术的真实性。”

二、鲁迅与绘画

鲁迅从小就喜欢画画，他的功力很不一般。

早在绍兴三潭印月读书时，他就趁丈夫不注意，悄悄在下面画图，用一种叫“京川纸”的透明薄纸把小说《绣像》盖起来，描出了图像。我看的书多了，画的画也多了，积累成一本大书，后来“因为缺钱”卖给了一个同学。大概，鲁迅的素描功底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那幅画可以换钱。肯定是有一定水平的。

1909年，鲁迅在杭州师范学校当老师时，在他的一本备课笔记的封面右上角画了一只小猫头鹰作为装饰。这只猫头鹰，体态丰腴，表情憨态可掬，惹人喜爱。虽然是鲁迅放学后随便画的，但看得出来他的功力纯熟，功底不凡。现在，那本笔记本仍珍藏在北京图书馆。

据许广平生前回忆，她和鲁迅曾经在她北京公寓的院子里抓过两只小刺猬，经常带出去玩。手一碰，就缩成一团，像两个毛茸茸的大栗子；手脚细腻走路很可爱。后来，不知何故他跑了，再也没找到。之后的一个雨天，许广平打着伞去鲁迅的公寓，被鲁迅看见了。不久，许广平收到了鲁迅的一封信，信中附了一张纸。他打开一看，是一张图片:一只小刺猬撑着伞走着，很骄傲。许广平曾经珍藏过，后来遗失了。

20世纪30年代，鲁迅从北京琉璃厂买了几件唐代文物，都是河南洛阳北郊唐墓出土的。为了研究他们，鲁迅给他们画了一幅肖像。有两幅陶俑的草图，我们现在还能看到。一种是“独角面兽”，鲁迅称之为“辟邪”，又称镇墓兽。在草图的顶部和底部，有两个类似铭文的说明文字。左上方是:“这种公开露面很讨厌，不用给别人看。”下面的标题写着:“令人费解的东西一，也是中国制造，曾经擦红，现在已经剥落。独角，高约一尺，疑辟邪者，如泰山石敢当和现在的瓦将军，还是很像的。那些有着龙一样的头或者羊身体一角(不必要)的不知道用什么。这个肯定是倾斜的，比如洋鬼子，这也很奇怪。今天坐在我对面的桌子上。”第二个是一个唐代的女俑，旁边有一段文字:“我的人像是一个圆领、披斗篷、小袖的人像，其裙裾涂有红色颜料，至今依稀可辨，高约八寸。它的眉毛经过我的描述稍微好看一点。”从绘画的角度来看，这两幅画的线描技巧虽然不是很高明，但其形象基本准确，尤其可贵的是“传神”。看那个穿红色裙子的唐朝女孩。她丰满但不臃肿，眉毛弯弯，眼皮微垂，嘴巴紧闭，一脸羞涩。这是多么生动啊！尤其是画旁的文字，幽默风趣，解释得很好，传达了鲁迅对画意的准确把握。

为了节约出版成本，保证书刊质量，鲁迅还为自己的书刊设计封面，为自己的文章画插图。1927年3月，鲁迅的第一部散文集《坟》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他亲自设计了一幅封面画。在印有“鲁迅”“坟”字样的花架右上角，赫然蹲着一只猫头鹰。它歪着头，睁开又闭上眼睛。它相当新颖独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鲁迅散文集《朝花夕拾》初版有四幅插图，其中一幅是《人生无常》，是鲁迅自己画的。画面中的无常幽默、活泼、生动，充满“鬼趣”。是鲁迅根据小时候看到的绍兴民间社戏中“跳无常”的形象创作的，生活气息十分浓郁。

第三，鲁迅与集邮

据鲁迅的妻子许广平回忆，鲁迅早年没有集邮的爱好。但他非常支持集邮活动，总是对喜欢集邮的人给予热情的帮助。他平时很注意收集各种邮票，送给朋友、同事和学生中的集邮爱好者。季天福是一个经常得到他帮助的人。有一次，鲁迅去南通会馆拜访纪天福，给他带了十多张日本邮票。鲁迅把更多的邮票送给了他的同乡、好友徐守尚。王先生的日记和书信里都有详细的记载。比如1932年9月28日写给徐守尚的信，“现在，我单独给你寄一封书子的信，里面有一批邮票，多是日本的，只有一枚全邮资……此外，还要时刻注意其他国家的邮票。”1932年10月25日给徐守尚的信:“日耳曼邮票三枚，附赠。”1932年11月3日致徐守尚的信:“邮票已由托尼山夫人寄存，信附后。得满帖，必附。”1933年3月2日给徐守尚的信:“集旧邮票六枚，附上。”1933年5月27日，鲁迅日记说:“早晨来季市(徐守尚)，留宿午餐，献旧邮票十枚。”半年左右的时间里，鲁迅给徐守尚贴了5次邮票，不仅速度快，而且种类丰富，可见鲁迅对待朋友的诚意。

在晚年，受儿子周海婴的影响，鲁迅喜欢上了集邮，并注意收集各种邮票。鲁迅收集邮票的范围很广，不仅有国内邮票，还有外国邮票。他与外国朋友交往很多，如美国的史沫特莱、日本的内山康夫、增田等。他经常收集信封上的邮票。当时他正在倡导木刻运动，所以从寄木刻图片的包装纸上剪下了很多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的邮票。他当时对新苏维埃共和国比较热心，所以对苏联邮票特别喜爱。他经常委托在苏联学习的作家，如小三和曹靖华，收集社会主义苏联的邮票。把鲁迅收集的所有中外邮票放进迎海爱子的小集邮册里，让迎海欣赏。不幸的是，1941年12月，许广平在上海被日本宪兵逮捕。鲁迅的手稿、日记、邮票作为“罪证”被没收，装满邮票的小相册也被抄走。许广平获释回国时，邮册等许多珍贵物品被毁，丢失。

第四，鲁迅与电影

电影在20世纪初传入中国。但很长一段时间，鲁迅都不感兴趣。根据现有资料，1924年他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时，第一次被许广平等同学拉到北京的明凯电影院看电影。这一年，鲁迅43岁。1924年4月19日鲁迅日记:“晴，上午去女子师范学校讲课，下午去明凯歌剧院看非洲冒险片。”1924年11月30日鲁迅日记:“在真光下看电影。”这两个是鲁迅进入电影院最早的记录。那时候，每逢节假日，明凯、真光等电影院都会陆续为学生们提前放映，票价也很优惠。鲁迅被他的学生拉进了电影院。

从此，鲁迅的日记里有了更多关于电影的记录。1927年鲁迅在广州中山大学期间，1月20日、22日、23日、24日，3月20日、21日、23日，鲁迅的日记中都有“晚上看电影”的记录。但是电影的内容很令人不快。比如1月24日看电影《诗人挖眼睛》，在鲁迅日记里评论:“好浅啊！”据许广平回忆，“我没看就走了，因为内容很可笑”。由此，鲁迅写下了《中国面孔简论》，他以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视角评论中国面孔，尤其对在广州看到的国产电影进行了辛辣的讽刺。虽然他不是专门研究电影的，但他再次分析了“国民性”，但也可以看出鲁迅对当时的国产电影不能正确反映中国人的真实形象感到厌烦和反感。

在鲁迅的后半生，他去电影院的次数更多了。从20世纪30年代到鲁迅55岁去世，他看了100多部电影:1934年37部，1935年36部，1936年秋天生病前19部。根据鲁迅的日记，他后期(46-55岁)住在上海的9年间，一共看了142部电影。其中，从1933年4月搬到上海虹口石高塔路(今殷珊路)的大陆新村，直到去世，鲁迅看了95部电影。1936年3月18日，他给欧阳山和曹明写信:“我的娱乐只有看电影”。鲁迅晚年对电影的痴迷，不亚于他对书籍和香烟的沉迷。

鲁迅晚年，尤其是1934年至1936年，喜欢经常去电影院，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带着小迎海看好电影。1929年9月27日，迎海出生于上海。鲁迅在一岁照片上的题词:“一岁五十”。1934年2月22日，鲁迅先生记载:“下午带与广平，邀何夫人带碧山到虹口大戏院看电影。”此后，鲁迅的日记几乎一个月一两次，总共有30多次包含“带着宝贝和广平一起看电影”，直到去世前9天。鲁迅的书信中也留下了相关的记载。例如，鲁迅在1936年5月7日给他母亲的信中写道:“迎海很好。她每天上学，所以她不太依赖学校。但是我加了一个新的花头。星期天我想去看电影。”

鲁迅涉猎的电影范围很广，不拘一格，特别注重电影的味道。他不喜欢那些“情色”“打打杀杀”的“大片”。他的电影价值取向首先在于革命功利主义和爱国主义，然后他向他们学习，身心愉悦。在从国外引进的电影中，鲁迅喜欢看一些思想健康、内涵丰富的进步片，以及大自然丛林中的野生动物片。萧红曾回忆说，“鲁迅先生给人们介绍电影:夏伯阳，复仇...以及其他像《泰山》这样的电影...或者非洲怪物经常被介绍给人。”

鲁迅对前苏联早期革命电影情有独钟，如《夏伯阳》、《复仇》。许广平曾回忆说，“至于苏联电影，鲁迅每一部都不肯放过。无论任何电影院离我们有多远或多近，我们都会去看看，重点是电影。”虽然当时很难看到这些电影，但鲁迅还是尽力看了10多部。尤其是去世前10天，他看了普希金小说《杜布罗夫斯基》改编的《复仇》。鲁迅视之为“最大的安慰，最深的爱，最难忘的临终之乐”，向朋友推荐为“必看之作”。1936年10月10日鲁迅日记:“下午，我带着迎海和广平，邀请玛丽(外甥女)到上海大剧院看杜布罗夫斯基。”当晚，鲁迅兴奋地向书友们挥手致意，分享观影的喜悦。他给李烈文写信，“下午去上海大剧院看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觉得很好，非看不可。当天晚上给黄源的信中说:“今天去上海大剧院看了杜布罗夫斯基(中文名《复仇》，被检察官改了)，感觉很好。请去看看。《许广平萧红等人的回忆录》也证实这是鲁迅最喜欢的电影。但这一夜，距离鲁迅病逝只有9天！

鲁迅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和欣赏美国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电影传播到世界各地的所有影院，充满了多样化和丰富多彩的美国文化特征。对于引进中国的美国电影，虽然鲁迅有时也会流露出不满和愤怒，但这已经成为他考察美国文化、充当文化娱乐的重要方式。据统计，从1927年到1936年的10年间，鲁迅看了142部电影，其中美国电影121部。鲁迅的好莱坞冒险片、喜剧片、侦探片、音乐片都得到了相当的评价，尤其是卓别林的第一部有声电影《城市之光》受到了热烈的赞赏。他观看了美国纪录片流派现场拍摄的大部分冒险片，多达37部，如《南极探险》、《人兽奇观》等，有的还不止看一遍。鲁迅抨击和揭露了一些反动腐朽的电影。

鲁迅给了国产电影很多。他热心支持中国“左翼”电影事业，在《谈心后记》、《中国文坛的幽灵》等文章中，毫不畏惧地痛斥蓝衣社特务用法西斯手段捣毁怡化电影公司，查禁田汉、早期进步电影的罪恶行径。特别是对早期进步演员阮的自杀和“左翼剧团”同盟者的死亡，鲁迅写下了《论吓人》这一愤怒的运动。他为国产电影的低劣质量痛心疾首，在《电影的教训》、《孩子的拒绝》、《中国人的嘴脸》和《我要撒谎》等文章中多次批判当时的国产电影。正如上海电影吹嘘的“风情、浪漫、浪漫、淫荡、幽默、爱情、热情、冒险、勇气、武侠、神怪……”，鲁迅对国产电影的兴趣也在消退。针对无聊电影，鲁迅曾当头棒喝:“现在的中国电影，仍然深受‘有才加流氓’的风格影响。里面的英雄，作为“好人”的英雄，个个油嘴滑舌，就像一些在上海生活惯了的油嘴滑舌的少年，懂得“扒尖”、“劫持”、“吊膀子”。看了之后让人觉得，你现在要想当英雄，当好人，也必须当流氓。”

鲁迅一生节俭，但看电影很讲究，舍得花钱。他总是去一流的电影院，买一流的电影票，坐在楼上最好的位置。当时上海有40多家现代化影院开业，其中，ISIS(上海大剧院)、Kalden、Great Light、Cathay Pacific、Great Shanghai等都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鲁迅的足迹几乎遍布上海的一流影院。许广平的《鲁迅先生的娱乐》中说“如果说是挥霍或浪费的话，鲁迅先生一生最奢侈的生活，甚至是坐公共汽车，看电影”。鲁迅去看电影，经常会带领家人，拜访亲朋好友，还有几个人一起打车。鲁迅的亲戚徐光平和，他的三哥周，以及他们的孩子经常乘出租车去看电影。此外，还有鲁迅的好朋友，如茅盾、郑振铎、柔石、内山万藻夫妇、李烈文、黄源等。1936年春，萧军、萧红陪鲁迅看了三次电影(3月28日、4月11日、13日)。

鲁迅经常在自己的文章里写一些经典的焦点平面。《答徐懋庸与抗日统一战线》结尾有一段话:“你抓了一面旗，就以为自己是什么人，摆上奴隶主的架子，把鞭笞作为自己唯一的功绩——无药可治，在中国不仅无用，而且有害。”其中“奴隶主”和“鞭刑”的典故来自电影《亡命之徒》。查鲁迅1934年4月15日(星期日)的日记，上面写着:“夜和广平去上海大剧院看《水浒传》。”影片中“奴才总管”的表现只是“鞭笞”。奴隶们偷偷休息了一下，“奴隶总管”的鞭子自然就来了；但是即使奴隶们不停地工作，“经理”的鞭子还是不松手。因为“经理”的职责就是打人，不打人就没有业绩，所以不管奴隶们是不是在干活，是不是干得好，“经理”都要不停地挥舞鞭子以示命令，也就是所谓的“鞭笞”以示业绩。这些焦点平面给鲁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文章和书信中多次使用“奴隶主”和“鞭笞”的比喻，成为著名的典故。

5.鲁迅与灯谜

鲁迅主张“从活人的口中取出活的话，搬到纸上来。”谜语是一种在活人口中广为流传的“活词汇”，是千百年来深受群众喜爱的民间文学形式。鲁迅一生都与灯谜结缘。他不仅把灯谜运用到文学创作中，而且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鲁迅从小就爱猜谜语。小时候，每到夏天的晚上，他总喜欢躺在家门口一棵大桂树下的小桌子上，奶奶摇着芭蕉扇，教他猜灯谜。后来，他去了绍兴的外婆家，在那里他认识了一群年轻的朋友，经常和他们一起做游戏，猜灯谜。30年后，他在《长生灯》中描述了童年的谜语，留下了童年唯一记录的谜语:“白盖船，红桨，摇到对岸歇息，吃点点心，唱戏。”答案是什么？女生猜不到，男生也猜不到，但鲁迅猜对了——鹅。鲁迅先生曾在《自言自语》一文中深情地回忆说:“在水村的夏夜，摇着一把大芭蕉扇，在一棵大树下乘凉，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情。男女聊闲天，讲故事。是孩子们在唱歌和猜谜语。”在鲁迅的《狗、猫、鼠》、《论雷峰塔的倒塌》等文章中，也有在桂花唐明、桂花树下乘凉、猜灯谜、听故事的生动回忆。鲁迅童年时就读于三潭印月私塾。在三潭映月的牌匾底部，有一幅肥胖的梅花鹿蹲在一棵简单的松树下的图画。这是国画的经典题材《松下落的鹿》，经常挂在厅里，表示长寿幸福——松是不朽的松；福禄的谐音是“福禄”这个词。后来有一天，老先生跟同学说“还赵一块美石”，鲁迅灵机一动，编了一个谜语:假扮何世碧，打《红楼梦》人物。答案自然是贾(假)宝玉，于是老先生开始对他刮目相看。

鲁迅在日常交际中也幽默地使用谜语。有一次，在给钱的信中，他用了“清新苍白”这个词，并加了书名。很明显，这是一本书，但没人听说过。后来人们在编辑《鲁迅全集》时，绞尽脑汁破译秘密。原来这是鲁迅用“演绎法”出的一个谜语。“鲜”是从“新”(新鲜)中扣除的，“苍”是从“绿”(青色，包括蓝绿色)中扣除的，“装”是从“一年半”(成语中)中扣除的。《鲜仓仔》、《新青年》也。1933年6月20日夜，鲁迅在给林语堂的一封信中写道:“如果没有人开口，虽然《论语》只谈虫二，但恐其难，盖虫二与恨虫二是有区别的。”这里的“蠕虫2”是一个有趣的谜语。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饱览西湖美景。他的信题了两个字“虫二”，寓意“无边风月”。鲁迅用“小虫二——无边风月”的谜语讽刺林语堂的《论语》，只说风月。像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鲁迅有很多和谜语有关的作品。鲁迅在1912年写下了《哭泣的范爱农》这首诗，徐守尚在《乡愁》中说:“我大哥看了，非常称赞；我特别爱说‘狐狸去山洞’，因为那时候他已经看出袁世凯要耍花招了。”诗中“狐狸去洞，桃娃娃已现”，用的是影射的手法。文集《热风》的内容多是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反对旧的伦理文化，主张思想解放，倡导新文化，都是振奋人心，大有可为的。鲁迅总是对社会上的一些弊病和一切不合理的现象进行批判和讽刺，以唤醒人们去改革社会。但是，时代的弊端并没有马上消失。他“觉得空周围的空气太冷，所以我说了自己的话。”于是改为自称热风，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用的是谜语中常用的谐音词。《齐洁婷散文集》收录的散文是鲁迅在1934年至1936年间创作的。这段时间，鲁迅恰好住在上海的“半租界”，鲁迅把它当作一个充满机智的谜语。“半让步”是让步的一半。如果取两个字的一半，就是“和接口”二字，用的是灯谜的半化妆图案。鲁迅特意将书名命名为《齐杰亭》，有两个目的:一是暗示这些文章的写作地点；二是表达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极大愤慨和对国民党当局软弱的无情讽刺。鲁迅的另一部作品《药》也有同样的玄机。本文的主人公华老栓和分别以华和夏为姓，寓意都是华夏子孙。同时，还含蓄地指“秋金”，即“夏”对“秋”，“玉”对“金”，运用灯谜中的对仗。这种隐秘的战术，体现了鲁迅在《血染》中的战斗智慧。后来，鲁迅为瞿秋白编纂了《林上海》翻译集，其出版社取名为“夏花社”，“瞿爽”是瞿秋白的原名。“夏花花开会”一词用了会猜灯谜的招数，寓意国人永远记住瞿秋白，以此表达他与已故知己好友的情谊，也体现了鲁迅的独创性和战斗策略。

鲁迅用了一百多个笔名，很多都是以谜语的形式取的，生动有趣，让人拍手称快。比如“、”、“华”是指中国，“”是监狱，合起来就是“中国是个大监狱”来攻击黑暗的旧中国。比如“莫我”，“莫我”通向“黄昏”，“我”是“征兆”。合在一起就是当时社会“暗号”的隐喻。比如“于凤至”就是“封建残余”的缩写谐音。1930年，国民党要“落魄书生鲁迅”。鲁迅并不畏惧，他采用了传统灯谜中的“海”的方法，给自己起了“岁”、、等谜一样的笔名，用以嘲弄国民党当局。鲁迅还用了一个奇怪的笔名:“盛宴的盛宴”。背后隐藏的痛苦是:1919年底，鲁迅一家搬进了北京的一个大四合院，准备和母亲、哥哥共享天伦之乐。但由于周作人的日裔妻子在管理家庭方面挥霍无度，每个月都丢空，家庭矛盾日益激烈，最终树敌。鲁迅甚至在家里。后来鲁迅解释说:“酒席是从家来的，从天来的，从女人来的；敖从外，从中释放；我在家里被那个日本女人赶出来了。”其中蕴含的悲伤与无奈，令人惊叹。

灯谜只是鲁迅文学创作的一部分，它集知识性和趣味性于一体，让我们看到了他丰富的生活情趣和深厚的文化修养。

不及物动词鲁迅与花

鲁迅从小到老都喜欢花草。据有关资料统计，鲁迅先生一生亲自栽培的花卉有杜鹃花、水仙、康乃馨、万年青、黄杨、佛手、乔角莲、雨后、芸香、大金、鸢尾、吉祥草、玉立、桃、刺李、榆木李、龙舌兰、丁香、兰花等30多种。鲁迅非常热爱种花。他要摸清每一朵花的生活习性和生长规律，在花盆里插上竹签，记下它们的名字，进行频繁细致的观察。

鲁迅对关于花的书非常感兴趣。少年时，他收集并阅读了《惠兰同心录》、《南方花草》、《大群花木》、《花镜》、《放草笔记》等花卉书籍。有些书一时找不到，他就经常跑到爱种花草的亲戚朋友家里去抄。他经常将书本上学到的知识运用到自己的花卉种植实践中，用自己的实践来验证或修正书本知识。举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