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了么

杜斌 兰州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张可云 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夏婷婷 兰州财经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学院讲师

本文为兰州财经大学丝绸之路经济研究院2021年重点科研项目

创新型国家建设是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有力抓手，是关乎中国在国际竞争格局中地位的战略举措和迈向科技现代化强国的必然要求。2020年中国迈进创新型国家行列是《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的奋斗目标，也是《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的“三步走”战略之首要一步。以国际公认的六大权威评价指标体系为蓝本，深入研判中国是否符合创新型国家标准，并结合国情及国际横向可比性，构建5大类16项指标体系，通过设定目标值，采用等权重相对衡量法测度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水平。研究表明：中国整体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迈向跨越创新型国家前列的崭新发展阶段，但不平衡性、不充分性、不协调性问题依然突出，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任重而道远。

从指标看，中国创新规模、创新产出、创新硬件环境表现抢眼，占据一定优势，但在强度指标、结构指标、创新软环境等方面表现欠佳，亟待完善。第一，在 GCI排名中，近年来中国始终位居金砖五国之首，在市场规模、创新能力和技术通信领域表现突出，但在产品市场、制度环境、劳动力市场等方面表现欠佳。第二， 在WCY 排名中，中国经济维度排名靠前，但政府效率排名欠佳。第三，在GII排名中，中国5个一级指标优势显着，创新环境与创新资源较弱，其中制度环境、创意产出、人力资本与研究及市场成熟度成为制约中国创新排名的最大短板。第四，在 BII排名中，中国专利活跃度和高等教育效率处于领先地位，但生产率与研发人员密集度存在明显劣势。此外，根据《EIS2020》， 以欧盟平均创新绩效100分为标准，中国得分95，美国得分99，中国与美国的差距逐年缩小，首次进入创新强势国家行列，并在创新绩效、创新绩效增长率和创新潜力方面凸显出强劲实力，但在科研基础研究方面存在较大短板。

从创新型国家界定看：第一，世界经济论坛专家杰弗里·萨奇斯和约翰·麦克阿瑟以每百万人口中15个美国注册专利为界划分核心创新型国家和非核心创新型国家发现，中国2019 年每百万专利数为 15.5个，进入核心创新型国家行列。第二，EIS将评价国家划分为4类：创新领先型国家、创新强势型国家、中等创新型国家和一般创新型国家，依据《EIS2020》 的认定，中国首次进入创新强势型国家行列。第三， CII报告将40个考察国家划分为3个集团，其中排名前15位的国家为第一集团，并将界定为创新型国家。其中，中国排第14位，隶属于第一集团，认定为创新型国家。第四，根据国际社会上公认的20个创新型国家标准，创新排名进入前15即符合创新型国家标准，目前中国在 GII、CII和 BII排名中均进入前15名， 满足创新型国家评价标准。

苟鸣春 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节选自《湖北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

新诗潮通过发现人的内在意识世界亲自埋葬了革命诗歌意识形态的外在幽灵。在朦胧诗人那里，生存就是对理想的追求、对威权的怀疑以及自由的精神。它又可归结为对民族生存的忧患，对主体性怀疑精神的尊重，对个人情感与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自由的渴望。在新诗发展的这个阶段，“意象诗”既是朦胧诗人感知的独特方式，也是个体心灵与社会群体意识的一次有效结合。区别于新诗潮诗歌注重社会意识的表达，后新诗潮的基本特征是淡化社会意识，疏离政治化的干预。诗人相信，生命的意义就是这个具体存在的肉体和灵魂，而不是什幺时代精神与集体意志。当然，后新诗潮所内含的生命感受主要是现代性生活带来的生命的压抑感。这种现代命运的压抑也造成个体生存的焦虑与生命感受的孤独。在这孤独感的深化中， 生存叙事也就完成了从社会群体意识到个体生命意识的转换；也从抽象人性转向了具体生存体验。实际上，自1990年代以来，诗歌与诗人不时处在 “生存为人生第一要务”的焦虑中。余秀华诗歌的生存叙事写照了当代人的生存境遇，代表了当代关于生存的新内涵：它既是个人化的，又是社会性的，是两者的交织。首先，生存以“个人”的形象来呈现。这个个人就是具体的个人， 是个残障人、是个乡土农妇、是个孤独的留守者；或者是期待爱情的“我”（《我爱你》） 或者是一个持灯等待的盲女（《手持灯盏的人》） 或者是贫病交加的农妇（《张春兰》） 无论是外在的琐碎的乡土、平淡的日常，还是内在的身心苦痛、灵肉的冲突都是以“个人”化的形象来叙事的。区别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余秀华只是抒发自我，以“个人化”的写作姿态，再现个人的身体、情欲和灵魂的真实面貌。与此同时，这个“个人”形象以其生动与真实体现了“社会性”的强烈指向。这个个人生存包含了对现实的关怀和历史的联系，这个个人生存还是集体的以及社会底层的生存。尽管只是一种私人经验、私人愿望甚至隐秘体验，但余秀华以“个人化”的书写方式实现了“社会性”的蕴含，实现了“个人化”和“社会性”的统一。

吕鹏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芳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大数据的反社会行为预测研究”

子代遭遇欺凌后，会产生诸多负面情感，如害怕、恐惧、悲伤、愤怒、疏离、羞愧等。然而，并非所有受欺凌的子代都会获得亲代的情感理解。欺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可分为初始阶段—持续阶段—终止（退出）阶段，在欺凌发生的不同阶段或整个过程，受欺凌子代认为向父母求助可能体验到或切实体验到亲代不同程度、不同层次的负面情感反馈，因此受欺凌青少年会表现不同类型的沉默，即欺凌初始阶段的选择性沉默、持续阶段的渐进式沉默、整个欺凌阶段的全过程沉默。

一旦受欺凌子代负性情感被再次唤醒，或者产生负性情感预期，个体既要忍受被欺凌的痛苦，又要面对不被亲代理解所再生产出的负性情感，这是一种“二次伤害”。受欺凌子代原本期待通过代际互动，消解或转移欺凌带来的负性情感，但实际上却产生不被理解的悲伤、失望以及期望破灭的恐惧，这些情感经过二次或三次复合最终演变为代际疏离感。受欺凌的子代与亲代之间一旦形成疏离感，就会产生退缩反应，降低参与互动的意愿。也就是说复合的负性情感会分裂代际团结，阻碍代际情感互动，当欺凌发生或再发生时子代会向亲代保持“沉默”。

代际情感互动的时空界限是真实理解受欺凌子代情感需求的基础。每个人的情感体验都带有鲜明的个人结构特征，表现为情感的时间性和情感的空间性，时间与空间的结合塑造了情感的结构化特征。父母要正确理解孩子情感需求，应该建立一定的时空界限。一方面，应在以往历史经验基础上结合当下子代的情感体验，把子代的情感纳入亲代自己的体验框架之内，并依据自我的判断进行解释。同时，考虑当下子代的生命历程及其成长特点，从自己的立场和子代的立场出发获得关于他人情感体验的主观解释，这是情感理解的关键。另一方面，考虑情感体验的空间性，根据所处情境，以子代容易接受的方式进行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