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疫情时代”社区协同治理的研究——基于湖州疫情的观察

贺俊 湖州学院人文学院，孙国宾 湖州师范学院

本文节选自《继续教育研究》2022年第5期

“协同治理”一词最早出现在1970 年德国物理学家Haken 教授的协同理论中，主张系统元素或者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现代协同理论则认为，“ 协同有助于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秩序化，并且可以在数量和质量上增强系统的功效，创造出局部无法获得的新功能，从而实现增值动力”。简而言之，协同治理就是部门为了追求最大化的公共利益而进行协调互动的一种社会管理过程。在社会治理领域，协同治理表现为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治理主体通过协商最终改变“利益偏好”，形成公共理性，从而达成决策共识。

在疫情期间，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主阵地，在引导疫情舆论、安抚民众心理方面应当扮演积极有为的角色，然而在现实中，社区对民众进行舆论上的宣传和引导不足，致使居民抢购囤积物资、偏听偏信上当中招等现象时有发生。物业公司应该在出入登记、消毒清洁、人口排查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现实中，大部分工作都是由社区来完成的。业主委员会应该发动小区人员积极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形成全员参与的局面，然而在现实中，业主委员会多数情况下仅仅作为志愿者参与了“守小门”，检查“健康码”的工作。基于以上现象，在社区治理过程中，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等三大治理主体角色不明，权利和责任缺乏政策的约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的矛盾与问题。

居民委员会是社区中的行政主体，兼顾行政职务和便民服务;业主委员会是监督物业公司运作管理的，向居委会提出意见和建议。由于基层高度自治的特征，其法规宣传、法规执行、立法规定都是由社区组织和居民群众自主投票决定的，因此社区法规缺乏足够的执行效率。《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对居民委员会的地位和职权进行了明确，但该法仅涵盖了居民委员会这一个社区治理主体，社区自治其他主体如物业管理企业、业主委员会等机构并未纳入国家一级的法律层面进行规范。因此，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出现无法可依的随意执行情况比较常见，执法不规范挑战着政府的公信力。

在社区治理领域，如何让各治理主体有效地参与到社区治理中，如何规范各治理主体的契约效用、权责范围、行为规范，是社区协同治理顺利运行的必要条件。一是循法而行。通过立法明确社区居委会、物业公司和业主委员会等三者的角色和职能，确立业主委员会的法人地位，出台物业服务质量和收费标准等相关法律，使得多元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过程中有法可依。二是依法而治。以法律落实社区服务清单，对社区应承担的法律职责实行“准入制”，建 立相应的组织，对区级政府及街道下放的工作任务进行规范。三是法润人心。在社区内部广泛开展法制宣传。通过业主群、微信公众平台等渠道推送 传相关法律知识，发布社区协商的新闻稿件，扩大社区内部对协商治理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黄桂霞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妇女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22年第2期

生育不仅是女性或者家庭的情感选择，必然也是依据当时或预期的生育的市场价值进行的选择。许多家庭所谓“生不起”和“养不起”，主要原因在于生育行为成本的内部化和收益外部化错位造成的。无论是养儿防老、传宗接代，还是不婚不育，都有劳动力市场价值或社会价值蕴含其中。所以，无论是女性生育意愿下降，还是所谓的家庭抚育能力不足而放弃生育多孩，都是社会对女性承担主要责任的生育的社会价值不认同的体现，这也是导致女性生育与劳动就业冲突的根源所在，其本质是两种生产的冲突。

性别歧视使得女性就业难，职业中断比例高，就业质量低，三孩政策可能会加剧这种状况。女性虽然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劳动参与率，但呈下降趋势。2019年，女性人口占总人口的48.9%，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的43.2%。从用人单位来说，企业因女性生育甚至职业中断而减少她们的培训机会，职业晋升时也会较少考虑女性，导致女性人力资本存量、职业积累少于男性，更多就职于低收入行业或职位;从女性个人来说，为了更好地照顾孩子，就业时倾向于选择离家近、工作方式和时间相对灵活的职业。同时，由于公共托幼园所短缺、儿童照料成本高、面临较大的工作——家庭双重压力，不少青年职业女性因生育而中断职业，甚至退出劳动力市场。数据统计发现，我国从事非农劳动女性 1971——1980 年因生育中断职业的比例仅为5.9%，2001——2010 年达到35.0%，近年来一直保持较高的比例。2019年城镇失业女性未工作的原因占比最高的是料理家务为32.7%，男性这一比例仅为2.9%。

研究证明，生育第二个子女之后，女性的年工资和小时工资会分别下降25.8%和26.9%，而在生育第三个或更多子女之后，女性年工资和小时工资的下降幅度则高达 87.5% 和 86.0%。青年女性生育后主动或被动中断职业，则会导致劳动收入大幅降低甚至失去劳动收入。

陈刚、卢彦西 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

本文节选自《经济学报》2022年6月刊

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儒家文化传统，本文对2009——2015年中国283 个地级市数据的研究发现，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显着降低了房价。具体地说，地方官员出生地进士密度越高，其任职地实际房价和实际房价的年均增长率都显着更低，这在方程中考虑了地方官员搭配的影响、控制地方官员的任职经历、使用可替代的儒家文化衡量指标，以及使用清洗后的样本进行回归的一系列检验中都是稳健的。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官员出生地进士密度对任职地商住房用地出让比例的影响不显着，但显着提高了其任职地的中低价位房以及廉租房和公租房等保障性住房的供地比例，意味着优化了商住房用地的供地结构可能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调控房价的重要政策工具。

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儒家的政治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以民为本是儒家文化一以贯之、恒常不变的常道，所以儒家的政治思想推崇施行以民为本的仁政，重视改善和提升社会民生。因此，在房价高涨使住房问题成为了当今中国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重要民生问题的背景之下，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可能会更重视合理调控房价，以保障和改善社会民生。

基于地方官员出生地和任职地相分离的政策框架，本文使用 2009——2015年中国283个地级市数据，采用流行病学方法的回归发现，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显着降低了房价。具体地说，地方官员出生地进士密度每增加 1 个标准差，官员任职地实际房价将降低1.13%左右，实际房价的年均增长率将下降 1.01%左右，这在一系列检验中都是稳健的。扩展分析表明，儒家文化弱化了地方官员源自晋升激励而推高房价的动机，优化商住房用地的供地结构则是深受儒家文化传统影响的地方官员调控房价的重要政策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