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佛，看美国又起变化

王小豪

在新冠病毒持续流行、全球保守主义回潮、地缘政治紧张与战争冲突增多的2022年，我们应该如何看待美国在全球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

一个国家和社会的变化总是复杂多样的，抓住线头、找到分析的线索，至关重要。当中，亲历者的声音是十分宝贵的信息。

浙江工商大学的李井奎教授，于2019年10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经历了弗洛伊德事件、新冠疫情暴发和美国大选等事件。

作为美国最新变化的亲历者，李井奎从各个角度记录了美国社会的种种变化，包括新冠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种族问题给美国造成的撕裂，美国经济的困境等问题。他将这些见闻和思考总结成《在哈佛看美国》一书。

借此机会，南风窗记者与李井奎教授就美国社会与经济的当下和未来，进行了交流。

南风窗：你如何看待“美国正在衰退”的观点？

李井奎：我在书里的开头提到，美国病了，变得敏感、多疑、偏狭。但我不能同意美国衰退的观点。美国社会的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病症，但美国社会也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首先，美国在其自由和法治的根本价值观以及制度根基上，包括权利观、自由观以及平等观等这类美国建国的根基上，其实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美国这套运行200多年的行之有效的最根本的制度框架，并没有完全失效。

所谓的衰落，可能主要集中表现在美国制造业的衰落上。因为这个问题，美国社会在不同的地域和阶层之间产生了各种冲突和矛盾，这些冲突和矛盾使得美国过去几十年表现出来的蓬勃向上的精神面貌不见了。

由于经济放缓，两大问题变得十分突出。其一，贫富差距问题，如今美国社会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在中部的铁锈带有大量工人失业，据我观察而言，铁锈带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的确是很糟糕的。

其二，种族问题。种族矛盾造成了美国的严重撕裂，但正如我在本书中所分析的那样，种族问题的背后不过是经济问题的外化。

这些问题的凸显，既有历史原因，也与这几十年美国意识形态的右倾有一定的关系。当前有一种观点认为，上世纪，里根时代以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理念要为美国的现状承担责任，但是美国仍有进行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

南风窗：那幺，当经济发展以及再分配问题解决了之后，美国会回到一个所谓的纠正的轨道上去吗？

李井奎：我在书里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比如美国在经济、司法领域的政治化倾向，制造业的衰退、产业空心化等问题，对美国是严峻的考验。美国有一批学者在讨论这些问题，完美的方案可能还没有出现，但他们在努力。

例如你提到的美国社会的再分配问题，1970年，美国最富的那群人，所有税负都计算在内，他们收入中超过50%是用来纳税的，这个税率是美国工薪阶层的两倍。2018年，在特朗普税改之后，过去100年中第一次出现亿万富翁纳税的税率比钢铁工人、学校教师以及退休人员还要低。富人们所缴纳的税款降到了1910年的水平，而当时的政府规模只有现在的1/4。

其实，美国的这种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变化，对于全球化以及民主的未来，都至关重要。税收不公平的现象，并不仅出现在美国，许多国家都有不同程度的不公平问题。

富人们不断发展出各种避税的手段，国际之间的减轻税负以吸引投资的竞争，使得他们有机可乘。而税率又在不断提高，中产由于没有富人们所能适用的避税手段，只能承担着不断加重的税收负担。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伊兹和加布里尔·祖克曼在2019年出版了《不公平的胜利》。在这本书里，他们认为，上述对跨国公司征税困境的看法，是站不住脚的。

美国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协调自己的政策，通过其他一些可能的形式，避免走向这种困境。毕竟，人力资本和基础设施，才是一国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最重要因素。

事实上，美国总统拜登近期提出对美国超级富豪提高征税标准的议案，就反映了这样一种调整趋势。美国的知识阶层意识到这样的问题，可能就是一个修正的开始。

南风窗：美国的通胀情况如何了？它会造成怎样的影响？

李井奎：从疫情发生以来，美国一直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且就在我写作这本书期间，美国政府就给民众发了两次现金。这种大灌水的刺激方式，在短期内可以提振经济，纾困民众，但当疫情进入常态化区间后，会使得美国的经济走向通货膨胀的局面。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通胀迅速走高，达到40年来最高水平，引发了市场的高度关注和忧虑。美国这一轮创纪录的通胀与疫情有关，主要是因为美国在疫情期间秉持的宽容的货币政策和激进的财政政策。

前者的超低利率使得货币大量涌向市场，这势必使物价水涨船高，正如着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通胀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货币现象”；后者则使得需求大大扩张，再加上全球供应链在疫情期间受到约束，不确定性变得很大，使得需求超过了供给。

但最新数据公布之后，预期也在发生改变。通胀走高可能会加速美国退出量化宽松的步伐，在这种高通胀情况下，美债利率或许会重新回归上升通道，而美股估值面临一定的调整压力。

南风窗：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影响如何？现在美国经济恢复得怎幺样了？

李井奎：我在美国待了一年多，时间不算长。我去的时候，在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已经实现了差不多连续三年的经济增长。当时，很多人都预计，特朗普是可以连任的。但新冠疫情是一只黑天鹅，没想到疫情来了之后，美国的防疫应对不力，在2020年下半年，美国经济经历了疫情带来的大衰退。

最近一年多以来，美国的经济已经处于复苏周期。本质上说，疫情是一个外部冲击，它既没有对美国的基础设施造成较大影响，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长期的经济制度导向等推动经济增长的基本因素。

南风窗：美国经济内部有什幺问题，与世界经济之间有什幺联动关系？

李井奎：我们看到，美国的经济还在增长，而且美国的创新精神还在不断驱使着美国往前走，这是美国经济增长的基础。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在美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机器不断替代劳动的进程中，美国劳动阶层的境况并未得到很大的改善。美国的经济问题，主要是美国的劳动阶层遭遇的困境问题。

南风窗：美国劳动阶层的困境是什幺，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

李井奎：疫情期间，我曾去美国南部进行了一次长途旅行，见到了很多美国中下阶层工人的生活状态，和我们原来印象中美国工人阶级的生活状态完全不符。

我当时去弗吉尼亚州看望朋友，亲眼看到了这些地区美国工人的生活处境，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中提到的情况非常接近，他们的生活的确不大好。

美国的许多地方用工缺口很大。疫情期间，由于拉美劳工无法到美国来工作，许多地方出现了用工荒，但相当多的美国本地白人工人却找不到工作，这不得不说是美国社会的一种奇怪的现象。美国其实不缺劳动岗位，只是因为移民和外来劳工的竞争力更强，挤占了美国本土工人的就业机会。

除此之外，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使大量美国制造业企业搬离美国，再加上机器对劳动的替代，使得劳动工人的价值进一步下降，不再为市场经济所需要，这让美国劳动阶层的生活变得更加困难。

南风窗：这会对美国经济造成什幺影响呢？

李井奎：这主要还不是影响美国经济，而是会导致美国现在出现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在政治上更加对立，也会使美国的政策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影响美国政治结构的稳定性，从而会加大美国乃至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

即便美国出台很多产业优惠的政策，吸引制造业回流，如果最终不能提供更多高素质的劳动力大军，那幺美国就不得不依靠移民来补充劳动力，这样还会加大现有阶层冲突，形成恶性循环。

南风窗：现在本土的反移民情绪强烈吗？

李井奎：以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反移民情绪在不同地区是不一样的。

一般来说，大城市没有想象中那幺严重。比如东部的纽约、波士顿，这些地方本身移民比例高，政治取向也比较开放，因此反移民情绪并不强烈。但在得州等中南部地区，反移民的情绪是比较明显的。

亨廷顿在去世前出版的最后一本书里也提到，他担心美国变成两种语言、两种文化的国家：一个是西班牙、拉美裔的文化，一个是原有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他担心彼此之间会产生冲突。

因此，许多美国人认为应该对移民进行限制。为什幺特朗普要修墙，要控制移民？就是因为本地工人已经习惯了美国的高福利，竞争不过移民。

南风窗：从奥巴马政府开始，美国就在提制造业回流，现在进展如何了，会对世界经济造成什幺影响？

李井奎：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能否成功，已经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问题。根据全球化的逻辑，这需要回到美国的制造业能否忍受高福利和低生产力的现实困境。

不过，从长远来看，美国政府如能在提高劳动力的素质方面下更多的工夫，那幺，美国良好的制度和社会环境，还是有可能使这个问题得到缓解的。制造业回流如果成功，这将意味着欧洲和包括我们国家在内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可能会遇到更大的竞争压力。

也许，更现实的情况是，我们把制造业回流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的因果关系搞反了。在我看来，如果像我们国家这样的制造业大国，保持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保持制造业的高竞争力，融入国际分工体系，建立更为坚实的产业链地位，单靠美国的那些优惠政策，可能很难造成回流的效果。

问题在于，全球政治的不稳定，才是促使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真正原因。如果世界的政治环境发生变化，全球化受到根本的隔断，那幺这种回流就有可能实现。

因此，不是美国的制造业回流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而是全球化趋势的变化导致了美国的制造业回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