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心伤”，重识友邻

何国胜

上海解除全域静态管理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在跟好友和身边人的聊天中，发现了一些异常的东西。他们或多或少表现出：“不想出门”“不想说话”“不知道该吃啥”“外面有啥动静总要支起耳朵听听”“不想谈论封控期间的事”等状态。

“我说我发明个词，叫‘后封控综合征’吧。”段志强说，他将这些“症状”加以总结，发到了微博。十几分钟后，一条评论说道：“周末吃完晚饭和爱人一路散步至附近一商场，进去待了半小时有余，我二人都觉得头晕想吐。”

段志强记得这个评论，这与他的感受相合：人们已经习惯封控的状态，反倒不适应正常生活。

但他觉得这种影响是短暂的。“如果我们能很快地回到正常状态，很多症状会消失的。”他对南风窗记者说。

不过，他也转而强调：“这种感受在转瞬即逝的历史瞬间里，依然能够说明一些问题。”

疫情进入第三年后，新冠变异毒株奥密克戎再一次打乱了人们的日常。很多地方开始进入封控状态，人们闭门不出，城市按下暂停键。6月1日，拥有25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上海结束了全域静态管理，在此之前，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人经历了足不出户的两个月时光。

暂停下来的当然不止上海。两个月前，财新网曾统计全国有6170万人经历过全域静态管理，有22个城市正在经历全域静态管理，涉及2347万人。

如此数量的人停止流动，静止在家中，是罕见的。人与人之间物理上的联系突然被迫断开，甚至基本的生活物资获取都出现困难，会产生怎样的心理后果？比起每日病例的增减，这个问题常被忽略，但是，不能轻视的是，正常生活的回归也包括正常心理的回归。

2021年10月，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了首个新冠大流行对心理健康影响的全球研究。该研究指出，新冠大流行期间，2020年全球新增了5300万例重度抑郁症病例和7600万例焦虑症病例。

很多人或许没走到心理疾病这一步，但这一段特殊的时间，还是改变了一些东西。

同时，人们也看到，在困难的境况下，原本陌生的社区生活，开始变得熟络起来。原来陌路的邻里开始互相帮助、彼此关照，形成了有规则的自组织，人们又重新发现了邻居的重要性。

段志强自己也能匹配上他所总结的“后封控综合征”，比较典型的就是不想出门，“出门了也不知道干什幺”。

他由此想起电影《肖申克的救赎》里的一幕：一位老人从监狱被假释后，反而因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人的精神状态其实很容易被外在事情所左右。”段志强说，如果人们意识不到这一点，会很容易激发出对所经历苦难的浪漫幻想。

这种判断或已有了一些印证。上海解除封控后的聊天中，朋友们都告诉段志强：“觉得现在吃饭好像还没有封控时候香了。”他想了想，做了解释：“封控的时候是短缺经济的状态，这种情况下物质欲望反而非常容易满足，可一旦比较自由了，就好像又没那个感觉了。”

这种心理不难理解。“对于不愿接受的事情，人们会本能地采取一种遗忘或者浪漫化的应对方式，这实际上是应对心理创伤的一种办法。”段志强说，在过往历史记忆中，这种情况“太普遍了”，像是一种人之常情。但稍加观察就会发现：“人之常情的背后其实是历史的遗忘和重复，有遗忘，必然就要重复。”

更多的感受难以准确描述。段志强说，当我们的日常换了一种状态的时候，很难用比较绝对的价值判断去描述它，这正是复杂的地方。

当年武汉解封后，段志强去问候武汉的朋友，可对方却表现出某种“敷衍”，只说“还好，没事”。他当时疑惑：“我想大家已经激愤成这样了，怎幺武汉的朋友都是这种态度？”现在，段志强理解了这种心情。

这是种复杂的感觉。“一方面是说了也没用，另一方面是大家的精力其实都用于应对自己面对的具体问题，没有力气来认真说这个事儿。”段志强说，多数人看到的是一些极端的情况，所以来关心你，但大部分人并非面临极端问题。“可你也不能说自己的遭遇是正常的，要把这种微妙的感觉传达出来相当复杂，所以最后就只能说‘还好，还好了’。”

于是，当有人向被解封的人们问起封控时期的感受时，段志强说：“说不出来的，只能说等你们城市封了你就知道了。”

贺颖跟段志强有着同样的感受。在上海全域静态管理之前，贺颖不怎幺关心别的城市中被封控人们的生活。而自己经历过后，她开始反思：“（事情）没到自己头上的时候，别人的痛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这个从事金融工作、在大多数人眼里高收入的白领姑娘，尽管在上海全域静态管理期间没有遭遇食物短缺和无法就医的问题，还比大多数人晚封控、早解封，但那段经历，让贺颖看到了一些以前未曾看到的东西，给她造成了某种心理后果。

6月8日，在跟两位企业家朋友的聊天中，她也发现了“异常”。“大家以前总是喜欢规划未来，但现在大家都不聊这些了。”

“规划再久的未来，也抵不过不确定性。”她理解这种不安，也看到了她认识的那些高净值人群面对这种不安做出的反应。

“我有个朋友以前一个月出去旅游一趟，现在他计划等出行通畅后，一周就出去一趟，每个周末只要能飞就飞三亚、大理，以前住差一点的五星酒店，现在要住更好的。”贺颖说，她身边高资产的人都或多或少地出现了“及时享乐”的心态。有个客户甚至搬出自己的别墅，直接住到了一晚几千元的所谓养生酒店。而在早前，他根本不舍得入住。

这几个朋友的想法和行为有些消极，属于刚刚经历疫情的应激反应，相信过一段时间会好起来。但和他们这些有钱人不同，贺颖不敢乱花钱，最近她觉得，现在住着的一月两万租金的房子有点奢侈了。“以前我花得多，因为相信我会挣得更多。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你很难再去赚到更多的钱，即便可以，它的可持续性也比较低了，不像以前那幺高。”

贺颖还看到，在那种“特殊”的状态里，所有人几乎被拉回了同一起跑线上。“当市场失效的时候，很多矛盾都出来了，我当时就在想，我们读那幺多的书有什幺用，身价再高有什幺用，有钱也买不到东西。”

贺颖回忆起，封控的初期，她还给两位老人送过菜。“他们以前是驻外大使，还得到过国外的授勋，之前退休了，有钱有地位，遇到这样的情况，最后还是靠我一个外地年轻人。”

6月1日解封那天，贺颖照常出门跑步，从苏州河跑到外滩，然后折返回家。回来的时候，她看到很多年轻人都出来了，楼下的咖啡馆也开了门，营业了整整一晚。

这天到来的那个晚上，贺颖失眠了。“封控失眠，解封也失眠。”6月1日凌晨两点，贺颖在朋友圈如此写道：“我对上海还是真爱啊，祝福上海。”

这种失眠的夜晚在封控的几十天里经常出现。有时候，贺颖会在大半夜惊醒，醒来就开始翻各种信息，甚至看过一些国家的移民门槛。焦虑常常袭来，却难以名状。很多时候，她就在客厅弹琴或者做运动，其他的事一概静不下心来做。

邻居们也焦虑，有时候就打电话去跟警察吵架，每次骂完之后，心里会觉得好受一些。“警察会说您下次再打来，我们非常理解你们的心情。”

段志强也在封控期间焦虑过，他的焦虑来源于家里人的购药需求。

菜和食物他是不缺的，去年年底他开始了“田园生活”，在崇明岛的村子里住了下来，邻居村民们常给他送菜。只是在封控最严的时候，家里人需要的药很难买到，那个时候相当焦虑，后来慢慢缓解。

让他颇有感触的是学校里学生们的生活。很多人在疫情中已经快上了三年的网课，段志强用导演吕克·贝松的一个比喻，来形容上网课和线下上课的区别：在电脑上看电影和在电影院看电影的区别，相当于亲吻一个女孩子的照片和亲吻她本人的区别。

“对于学生来说，最大的损失不是上网课，他们失去了校园生活，这才是最令人遗憾的。”段志强说，学生真正的收获在于学生之间的相处，在于他们随意听课、听讲座，搭讪各种人，去图书馆，在大学里见到各种各样的人和奇怪的事情。“大学应该是一个非常丰富的情况，但现在只能上网课了，封控期间甚至连图书馆都没法去。”

而宋紫琳正在过这样的大学生活。3月10日，她所在的吉林大学“封寝”，大家开始足不出户。整整38天后，可以逐渐下楼，“在规定的时间可以出去‘放风’”。

她还记得第一次让他们出去“放风”的时候，那时，她突然觉得“自由太重要了”，接着又想“活着和自由哪个重要”。

现在他们可以出宿舍楼，也可以点外卖，但空气中的紧张氛围还没有完全消散。每隔三天还要做一次核酸，去哪里都要验核酸证明。

宋紫琳的人生规划也因这段经历有了变化，她决定毕业后挤入考公的大军。这条路原来并不在她的人生蓝图中。“疫情影响，工作不是很好找，从长远来看，公务员可能是现在最稳定的工作。”她说。

失去和改变的都很明显，但这不是那段经历带来的全部。段志强满意自己的田园生活，但唯一有点遗憾的是，错过了在封控期间跟市里小区住户相熟的机会。

“本来这是认识我们楼道所有邻居的一个机会，结果因为住在村子里，错过了。”段志强说，现在其他邻居间都熟悉了，只有他和邻居们是陌生的。他一直觉得，社区里人与人之间熟悉，邻里的互助是非常重要的，“最糟糕的状态就是原子化的家庭”。

离崇明岛80公里外的李萌，遇上了让段志强感到遗憾的机会。

去年底，李萌刚刚搬到现在住的这栋楼里时，她和她丈夫跟楼里邻居的关系几乎形同陌路。“就是隔壁的住户连续碰到都不会打招呼。”李萌说，原想他们只是租住在这里，而且平时也忙得没有时间，所以不跟邻居交流本是个常态，也是整个社会的常态。

但没想到一场疫情过后，那栋楼的人不仅几乎都认识她，而且他们之间会互相串门，甚至于楼里的居民闹矛盾时也会来找她协调。

这是她此前从未想过的场景，这一切源于她误打误撞成了这栋楼的楼长。此后，整个楼逐渐成为一个团结的组织，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互助精神也渐次在李萌眼前展露出来。

他们楼栋本有官方指定的“楼长”，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她不仅没法熟练操作手机，而且患有眼疾，也没法长时间使用手机。但那个时候，手机是极其重要的工具。

李萌看到楼长和志愿者都年迈，楼里日日有新增病例，居委会又迟迟顾不到他们，她就站出来给居委会写了一封长信，里面罗列了他们的诉求，包括及时公开涉疫信息、严格消杀、排摸居民的需求、给志愿者配备工具，以及不要再让本楼的人做志愿者。

在那之后，李萌就成了实际上的楼长。这个原来乱作一团、微信群里常常争吵的楼栋，渐渐和善、团结起来。

李萌记得当时在统计老人的用药需求时，一个邻居特意找她说，3楼有一对八九十岁的独居老人身体不好，但一直联系不上。之后，他们在群里不停打听，最后找到那对老人的外孙侄女，辗转打通了两位老人的电话。“老人接电话的时候哭了，说什幺药都没有了，没人帮他们买。”李萌说，他们还了解到很多老人缺乏蛋白质，身体吃不消。

她和几个邻居一商量，找到了附近一家便利店老板的电话，打过去“求情”，希望给他们留点牛奶鸡蛋。老板人好，把剩下的牛奶鸡蛋都留给了他们。

“我们买回来后发给了老人们，当时是一个女生出去拿回来的，她怕感染，穿着雨衣出去。”李萌说，买牛奶鸡蛋的钱都是他们几个邻居出的，后来老人们坚持要给钱，但他们还是没收。这种互助的事情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群里面常有人问谁家有没有什幺药、日用品、蔬菜等东西，问完后总有人出来说一句“我家有，你来拿”。

整个楼栋团结起来后，情况有所好转，李萌也尽力帮大家团购生活物资。5月7日，李萌所在的小区成了防范区。10天后，小区开始发出门证，每户可以有一人出去。这比很多地区早了十几天。

5月17日，李萌跟之前合伙给老人们买牛奶鸡蛋的邻居们约好，一起去小区外看看快两月不见的上海。下午两点多，他们踏出了小区的门，天气晴好得跟他们的心情一样。

他们沿着苏州河走，一路上看到的店铺，全都紧闭着门。“我们当时挺感慨的，可能有些店铺解封之后也不会再开了。”李萌说。路过一家早餐店时，他们看到里面关了几只猫，被饿得很瘦。路上绿化带里的花都开了，鲜艳得不知怎幺形容，茂盛的爬山虎，爬满了一幢旧楼。

他们继续走，到了曾经人头攒动的网红街，却空荡得让人不适应。但李萌突然看到一处眼熟的景色，那是一小片已经结了籽的油菜田。

她想起来，在封控前她跟丈夫来这里拍过照，那时油菜花开得正艳。

（应采访对象要求，除段志强外，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