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仅仅是因为王羲之的字写得好吗）

《兰亭集序》《滕王阁序》《岳阳楼记》可并称序记作品三不朽

在我们古代文学史上，有三篇序记可以并称“三不朽”，一篇是王羲之的《兰亭集序》，一篇是王勃的《滕王阁序》，还有一篇是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这三篇序记，初高中课本上都有，大家耳熟能详。

在序记领域，名作多如牛毛，比如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韩愈的《送李愿归盘谷序》，欧阳修的《醉翁亭记》，苏轼的《喜雨亭记》，都是不可多得的名篇，我为什么单单将这三篇拎出来呢？因为这三篇文章不仅文辞一流，思想性更是出类拔萃，可谓文质兼美。

兰亭集序

很多人认为，《兰亭集序》因王羲之的一笔好字而名传天下，实际上并非如此。书圣的这一张帖子号称“天下第一行书”，其书法之精妙，怎么夸赞都不为过。抛开书法不谈，只看其文本本身，也是不可多得的上上之作。

《兰亭集序》讲的是生死。生死这个话题，无论在任何种族任何国家任何文化当中，都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王羲之所处的魏晋时期，政治高压不断，知识分子避祸犹恐不及。所谓“阮籍猖狂”“刘伶病酒”“王戎卖李”之类的故事，不过是知识分子面对政治高压所作出的消极反应而已。更何况瘟疫流行，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无疑又提高了人们对于生死的敏感度。

正如李泽厚在《中国美学史》中所言：“社会的大动乱，数百年来以儒家名教和仁政为旗帜的汉代奴隶主大帝国的悲惨溃灭，引起了社会心理意识的重大变化。这变化集中表现在对儒家的名教和仁政的理想失去了信心，它再也不是那么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人们处处深切地感受和备尝了和儒家许诺的‘仁政’刚好成为鲜明对比的种种痛苦，发出了对人生苦难的慨叹，并且似乎是第一次意识到了一切仁义道德的空谈都是虚假的，只有生离死别，如何求取自身的生存才是真实的。”

永和九年，公元353年，正值“知天命”之年的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二人在绍兴兰亭修褉，饮酒赋诗，趁着醉意写下了这篇不朽之作。文章写道：“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古人云：‘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为何感慨，为何兴怀，为何悲痛？因为老之已至，时过境迁，以前的一切繁华与富贵均是过眼云烟，沦为陈迹，化为灰烬。而死亡之神正在一步步逼近，不可阻挡，无以逃避。盛极而衰，乐极生悲，人世之凄凉，莫过于此。所谓“修短随化，终期于尽”，就是说，生命之长短在于天，自己无从掌握，一语道出了人们面对死亡悲怆恓惶的关键所在。于是，王羲之坚定地认为“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细细想来，何尝不是如此？死与生，短命与长寿，性质不同，感受更不同，怎么能够等量齐观呢？

曹孟德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陶渊明也说：“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纵观魏晋南北朝时期，像魏武帝和陶渊明这样豁达的人实在太少了。魏武帝的儿子曹丕，就在“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和“乐极哀情来，廖亮摧干心”的悲情中溘然长逝，只活了39岁。他的儿子魏明帝曹睿死得更早，只活了35岁。帝王尚且如此短命，普通人更是命如朝露。

因此，50岁的王羲之陷入了个体的悲观之中十分正常。这何止是个体的悲观，人们对于死亡的无奈与恐惧，是集体共有的体验，无论富贵贫贱，也无论君子匹夫，均是如此。也难怪王羲之说“虽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其致一也。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两年之后，王羲之就坚决辞掉了会稽内史的职务，轰动一时。王羲之辞去高官不做，从《兰亭集序》里面就可以找到蛛丝马迹。

滕王阁序

《滕王阁去》讲的是得失。很多人以为，《滕王阁序》那么出名，主要是因为王勃有才。尤其是文章前三段，花团锦簇，文采飞扬，一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不知要折服多少人。其实，这都是在为“天高地迥，觉宇宙之无穷；兴尽悲来，识盈虚之有数”，和“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作铺垫。在有限的生命里，若想获得更大的成就，得到更好的绽放，只能“望长安”而“奉宣室”。

王勃确实才华横溢，但他不得于时，才华与官位不匹配，非常郁闷。面对“关山难越”和“天柱高而北辰远”的现实，他也发出了“时运不齐，命途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的感慨。然而，王勃就是王勃，年轻气盛，朝气蓬勃，即便身处卑微，依然从内心深处喊出了“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豪言壮语，乐观之情，溢于言表。

675年，唐高宗上元二年，此时的大唐帝国才57岁，正是青春。偌大一个帝国，在李治和武则天夫妇的精心统治之下，国力蒸蒸日上，到处焕发出蓬勃之气。在此之前，高侃平定了漠北，李勣踏平了高句丽，苏定方攻灭了西突厥，大唐版图东起朝鲜半岛，西临咸海，北包贝加尔湖，南至越南横山。生活在这样一个帝国的文人，哪一个不是“誓扫匈奴不顾身”，哪一个不是“不破楼兰终不还”，哪一个不是“死节从来岂顾勋”，哪一个不是“愿得此身长报国”！喑呜则山岳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王勃，自然而然就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胸襟与气魄。即使个人的境遇再不济，也要“酌贪泉而觉爽，处涸辙以犹欢”。这不是王勃一个人的气魄，而是整个大唐的气魄。这种气象，要延续到晚唐诗人集体回归自我，才算是告一段落。

岳阳楼记

《岳阳楼记》讲的是忧乐。《岳阳楼记》的文字也非常优美，一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极尽洞庭湖之波澜壮阔。面对如此雄浑之景色，范仲淹不禁要问，人们的反应到底有何不同？

迁客骚人“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而官运亨通之人“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偕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这都是人之常情，而非“古仁人之心”。在范仲淹看来，“古仁人之心”应该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既然进退之间都不免于“忧”，何时才能“乐”呢？范仲淹给出了答案，那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就是说，天下未忧我先忧，天下都乐我才乐。

从这里可以看出，范仲淹的忧乐已经超出了个人的具体体验，既没有王羲之对于生死的悲观，也不同于王勃对个人境遇的乐观与对前途的积极进取，而是上升到了国家的层面，与国家的兴衰连为一体。

宋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此时的北宋已经83岁，开始步入王朝中期。因先天不足，83岁的北宋帝国完全没有大唐同期的恢弘气势。“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立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农民起义“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强于一伙”，国内矛盾十分尖锐。在边境上，北有契丹，西有党项，狼烟四起，干戈不宁。只占半壁江山的北宋帝国，可谓是内忧外患，不绝如缕。

在范仲淹等人的努力下，北宋朝廷与西夏达成了“庆历和议”，西夏取消帝号，北宋花巨资买和平。在这个背景下，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改革运动拉开了序幕。因改革触动了利益集团的既得利益，受到了利益集团的极力反扑，很快就以失败而告终。庆历五年，各项改革废止，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一大批响当当的人物被贬出京。

庆历六年，57岁的前参知政事范仲淹转任邓州。此时，范仲淹的好友、庆历四年被贬岳州的滕宗谅重修了岳阳楼，给范仲淹寄了一张图，请求为其作序。凭着这张图，同为左迁官员的范仲淹挥毫泼墨，写就了这一千古名篇。

此时的范仲淹身处“江湖之远”，没有了“居庙堂之高”时的重担，可谓无事一身轻。然而，这个将忠君爱民思想刻进了骨子深处的老头子就是那么倔强，进退之间总不忘忧国忧民。孟子曰：“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不能治国平天下，那就修身自爱等待时机。在此基础上，范仲淹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大胆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为官标准，堪称所有为官者的座右铭。

文章只有具备了时代性，站在了时代的最巅峰，深刻地回答时代的命题，体现时代的脉络，才能做到百世而不朽。很显然，这三篇文章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体现了作者对时代脉搏的把握，是时代风潮与作者精神的完全结合，无愧是文学史上的瑰宝。

论思想境界的高度，当以《岳阳楼记》为最。论个人体验的深度，当以《兰亭集序》为最。论文辞之美与豪迈之气，当以《滕王阁序》为最。巧合的是，三位作者写完各自的名篇之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篇文章耗尽了他们一生的精气。

从写作时的年龄来看，王羲之和范仲淹都超过了50岁，而王勃仅仅27岁。从官位来看，范仲淹以给事中知邓州，此前更是高居参知政事。王羲之为右军将军、会稽内史，是会稽郡的最高长官。而王勃只是一介白身，此前也只做过虢州参军这样的小官。无论是对生死的体验，还是个人内心的修持，抑或是对国家大势的看法，王勃都不太可能达到王羲之和范仲淹的高度，这也是《滕王阁序》思想性相对不足的重要原因。由此可见，越是官大年高，文字越是内敛，思想越是纯熟，越是官卑年少，文字越是激昂，思想越是奔放。所谓炉火纯青，就是时间沉淀、阅历积累、感悟升华的结晶罢了。

（2022年10月14日于武汉）#历史##读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