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被俘后是金人故意放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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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力主抗金到见风使舵的秦桧

秦桧字会之，建康府江宁县（今江苏南京市）人，父亲秦敏学曾任桂州（治今广西桂林市）古县县令等职。秦松妻王氏是宋神宗朝宰相王珪的孙女。汪伯彦在科举入仕前，“秦桧尝在其席下读书”，两人结下师生之谊。秦松在太学生时代，“博记工文，善干鄙事，同舍号为秦长脚”。

秦桧于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科举入仕。北宋末，他以主张对金采取强硬态度的面目活跃于政治舞台上。

1126年（靖康元年)，太学正秦桧上奏说，“金国远夷，俗尚狙诈”，“不宜示怯，以自蹙削”，“狄人贪心无厌，得地而势益强，复不能保其不再犯边”。他表示自愿“奉使”，“伐大金始谋，破李邺割弃三镇之说”。

当金军再次进逼开封时，宋钦宗召百官集议对策，范宗尹等多数官员主张割地求和，而秦桧等三十六人仍反对割地。金军破开封后，准备废除赵宋政权，另立张邦昌伪楚政权，一些宋朝官员表示反对。监察御史马伸也在御史台起草了一份议状，号召众人签名。

秦桧时为一台之长，因马伸“帅同僚合辞力请”，“不得已，始肯书名”。但他又担心此状言词过于激烈，会得罪喜怒叵测、动辄使用屠刀的金人，便以御史中丞致仕的身份单独上状说：

“张邦昌在上皇时，执政日久，伐燕败盟之计，皆所预知。今若册立，恐元帅府大兵解严之后，奸雄窃发，祸及无辜，将不称元帅吊民伐罪之意。若蒙元帅推天地之心，以生灵为念，于赵氏中推择其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伸为藩臣，则奸雄无因而起，元帅好生之德，通于天地。”

此状不仅删除马伸原状中所有较为激烈的言词，并降格为仅求另立赵氏宗室“不预前日背盟之议者”。尽管如此，金元帅府仍颇为震怒，认为秦桧之状“特系违令，合要本官惩断”，在撒出开封前，将他一并驱拂北上。

后来秦桧归宋，又将议状文字予以篡改，改为反对灭赵宋，说“宋自祖宗以来，德泽在人，于今九世”，“有监国皇太子”，“内外亲贤，皆可择立”。

大批宋俘到达北方后，如何㮚、张叔夜、孙傅、司马朴、陈过庭等人都守节不屈，唯独秦桧却见风使舵，开始讨好金人。宋徽宗得知其子宋高宗即位，便叫秦桧起草一封信，向金朝当权的左副元帅完颜粘罕（宗翰）提议，愿“奉咫尺之书，谕嗣子以大计，使子子孙孙永奉职贡，岂不为万世之利也”。

宋微宗向金人摇尾乞怜，并未使他超脱俘囚的悲惨处境，而秦桧却得到金人的青睐。金人“迁从官陈过庭等至显州（广宁府，治今辽宁北镇），唯秦桧依达懒（完颜昌），居留勿遣”。

秦桧在元帅左监军完颜挞懒（昌）的卵翼下，先充“任用”，“任用者，犹执事也”，后作“参谋军事”，由阶下囚超升为座上客。连以粗豪著称的完颜兀术（宗弼)也“尝招桧饮”，其“左右侍酒者，皆中都贵戚王公之姬妾”。1130年（建炎四年），完颜挞懒（昌）攻楚州时，曾命秦桧写劝降书，“有指斥语”，即其中有斥骂宋高宗的文词。

二、秦桧南归之谜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任用者，犹执事也，昌之提兵南犯也，命桧以任用偕行”。

“昌至淮阴，以桧为参谋军事，又以为随军转运使。及楚城垂破，桧虑为敌所用，乃荐陈邦光、李俦可以任使。桧尝以舟人孙静可任，遂与密谋，城破之三日，以催海州、淮阳军钱粮为名，与妻王氏及臧获砚童、兴儿、御史台街司翁顺及亲信高益恭等数人，人小舟，令静挂席而去”。

建炎四年(1130)十月初二日，秦桧与其妻及婢仆一家，“自楚州孙村归于涟水军丁禩水寨”回到了南宋。

秦桧南归，事关重大，但人们对他所以能够南归的原因，且众说不一，从而成了一个历史悬案。

一种人以为是秦桧自己设法逃归的；另一种人则认为是金人为从内部破坏南宋的抗金战争，故意将秦桧作为内奸纵归的。对于第一种说法，除上面所引《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记载以外，主要尚有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四二引赵甡之《中兴遗史》和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的记载。

其中又以陆游的记载最为值得重视，他说：

“秦桧之在山东欲逃归，舟楫已具，独惧虏有告者，未敢决。适遇有相识稍厚者，以情告之。虏曰：“何不告监军?'桧之对以不敢。虏曰：“不然，吾国人若一诺公，则身任其责，虽死不憾。若逃而获，虽欲贷，不敢矣。'遂用其言，告监军，监军曰：中丞果欲归耶?吾契丹亦有逃归者，多更被疑，安知公归而南人以为忠也。公若果去，固不必顾我。'桧之谢曰：‘公若见诺，亦不必问某归后祸福也。'监军遂许之。”

认为秦桧是金人纵归的说法，在南宋前期人的著作中主要有三种记载，一是朱胜非的《秀水闲居录》，他说：

“秦桧自京城随金北去，已被金人达兰郎君任用。金骑渡江，与之俱来，回至楚州，金遣舟送归。桧，王仲山婿也，别业在济南，金为取千缗烬其行。桧之初归，自言杀金人之监己者，夺舟来归，然全家同舟，婢仆亦无故人皆知其非逃归也。”

还有二种是无名氏的《林泉野记》和《中兴姓氏录》，不过他们的说法与《秀水闲居录》大同小异，基本上是沿袭《秀水闲居录》而来的。

分析上面两种说法，我们认为，尽管秦桧南归后，坚持对金屈辱投降的路线，犯下了种种罪行，其所作所为，在人们看来，确实很像是一个金人打入南宋内部的奸细，但是平心而论，朱胜非在《秀水闲居录》中所说的话，是颇多疑问的。

按朱胜非乃南宋初年大臣，官至右仆射兼知枢密院事，他执政时，诋毁李纲，排斥赵鼎，力主和议，政见本与秦桧一样。后因与秦桧有隙，遂于绍兴七年(1137)遭桧排挤而致仕，朱胜非就在他被废居的八年间，写了《秀水闲居录》一书。

因此，只要具体分析一下朱胜非的这段话，就会知道其攻的成分多于事实，不足令人凭信。尽管如此，此说对后人的影响却很大，即使是著名的史学家李心传，为“胪采异同”，也不得不在他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三九中，加上“桧自言杀监己者奔舟来归，朝士多疑之者”这样二句与前面自己所记相矛盾的话，从而给秦桧的南归，造成了更加扑朔迷离的印象。

可是，与秦桧生于同一时代的“朝士”，且见多识广，力主抗战，对秦桧又极无好感的陆游，却作了与朱胜非截然相反的记载。

应当特别指出的是，陆游撰《老学庵笔记》已是秦桧死后四十年以后之事，此时桧之冰山已倒，凶焰早息，揭露秦桧生前的种种罪行，已经无所顾虑，陆游更无必要为他讳护。故与《秀水闲居录》相比较，《老学庵笔记》和《中兴遗史》所载秦桧由金方逃归事，其可信程度确实要高一些。

这两本书的内容虽略有不同，但基本情节却差不多，如果将它们两者综合起来加以考察，可以勾画出秦桧南逃的大概过程：当楚州(江苏淮安)被金兵攻占后，跟随挞懒来到前线的秦桧，欲趁混乱之机逃回南宋，而又害怕会被金人抓获，于是他便借催钱粮为名，携带家眷、亲信和仆人入淮。临行前与监军盲明，万一途中被金兵发现，请监军替他承担责任。秦桧等所坐小舟，经过六十里水路，就进入由南宋水师控制的涟水军(江苏涟水)界，由此得以逃归。

三、秦桧任相

建炎四年(1130)十一月初，秦桧来到行在越州。这时，吕颐浩已出任建康府路安抚大使，范宗尹作右相。初六日，秦桧在范宗尹和同知枢密院李回的引荐下，受到高宗的接见，秦桧随即奏道：“如欲天下无事，须是南自南，北自北。”并请求高宗立即致书挞懒，向他提出议和要求。次日，范宗尹等进呈秦桧起草给挞懒的国书。

被金兵追打得丧魂落魄的高宗，早就想与金朝乞和，只是慑于朝野一片抗金舆论，尚不敢明目张胆地向金人投降，加上多次秘密派人赴金求和都碰了壁，现在秦桧从金营逃归，提出乞和建议，对他来说，不仅增添了开展投降活动的有力帮手，而且似乎找到了实现投降的途径，所以对秦桧大加称赞，认为：“桧朴忠过人，朕得之喜而不寐。”当即任命他为礼部侍郎，赐银帛二百匹两。

此时的秦桧，不仅力主与金人议和而受到高宗的赏识，还由于他在靖康末年抗议请存赵氏，为金人所执而带来的资本，颇获朝廷里一些大臣对他的好感。所以到绍兴元年(1131)二月，秦桧就升任为参知政事。七月，范宗尹受秦桧排挤而被罢去相位。

相位久虚，于是秦桧扬言说：“我有二策，可耸动天下。”言下之意是，如能获得相位，就可推行其二策。八月，高宗果然拜秦桧为尚书右仆射、同平章事兼知枢密院事，授以军政大权，希望他能加速与金人的议和活动。九月，吕颐浩再次出任左相。

秦桧的权力欲本来就十分强烈，他不愿意别人来分享宰相大权，更何况要推行投降政策，认为吕颐浩多少是个阻力。这时，桑仲在襄阳势力甚强，他想从伪齐手中夺回汴京，请求朝廷举兵声援，秦桧便借口吕颐浩熟于军事，适宜在外总领诸将，奏请高宗任命他为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开府镇江，从而将他排挤出朝廷。

绍兴二年六月，任职不到两个月的参知政事翟汝文，也因受秦桧亲信、谏官方孟卿等人弹劾而被赶出中书。这样，秦桧在朝廷中的势力越来越大。

由于桑仲为其部将霍明所杀，拟议中的北伐受阻，吕颐浩遂于绍兴二年(1132)六月称病回到临安府。此时，他已经发觉了秦桧的阴谋，就设法要将秦桧赶走。于是，双方各自培植党羽，开展激烈的争权斗争。

秦桧以给事中胡安国、起居郎刘一止、侍御史江跻、左司谏吴表臣等为助。吕颐浩则荐朱胜非代己为都督，又以黄龟年为殿中侍御史，刘非为右司谏，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高宗所以重用秦桧，目的是想依靠他来推行投降活动，可是时间过了一年，金人不仅没有接受南宋的议和要求，反而继续发动对川陕地区的大规模进攻，并积极支持伪齐南下，以图取南宋而代之。

在这种形势下，秦桧提出“耸动天下”的“二策”，仍旧是“以河北人还金国，中原人还刘豫”，亦即“南人归南，北人归北”的一派陈词滥调。正当这时，前线又传来金人正欲大规模侵犯川陕的消息。至此，高宗对秦桧的媾和活动已大失所望，八月，上任刚满一年的秦桧，终于被罢去相位，以观文殿学士提举太平观。

在对金和议中，高宗和后来再次出任宰相的秦桧是决策者，还有一个人则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也不容忽视，此人就是真宗朝名相王旦的玄侄孙王伦。

北宋末年，王伦“家贫无行，为任侠，往来京、洛间，数犯法，幸免”，已经沦落成为一个无业流民。他的入仕和参与宋、金和议，却颇富戏剧性。靖康二年(1127)年初，当时汴京已经失守，一次，宋钦宗前往金营，途经宣德门，由于市民围堵呼喊，秩序一时大乱，恰巧王伦也在其中，他便趁机走近钦宗身旁，说自己有能力维持秩序，钦宗当即将身上所佩宝剑赐王伦，表示有所托咐，王伦又言自己无官，不足以弹压，并自荐其才。于是钦宗在一片白纸上写了“王伦可除兵部侍郎”数字给他，王伦下楼后，果然“传旨抚定，都人乃息”。

事后，宰相何栗对王伦所得之官并不认账，只授予他一个修职郎的小官打发了事。

赵构在南京即帝位后，他要派一人使金，问两宫起居，实际上是借此向金人乞和，才想到了这位“任侠”的王伦。

建炎元年(1127)十月，王伦奉命以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金国通问使，与副使、閤门舍人朱弁一起使金。二年五月，渡过黄河，秋天抵云中(山西大同)，结果被粘罕扣留。南宋政府见王伦一去全无音讯，三年五月，又命洪皓出使金朝，可是又为金人扣留不放，以后也被送往云中。

四年十二月，王伦、洪皓通过商人陈忠，将南宋情况密告被关押在黄龙府(吉林农安)的徽、钦二帝，两人始知赵构已在南方称帝的事。

绍兴二年(1132)夏天，随着南宋军事力量的增强，宋、金双方的力量对比已逐渐趋向平衡，金人眼看不能一举灭亡南宋，便考虑推行“以和议佐攻战，以潜[僭]逆诱叛党”的策略，以获取战场上不能得到的东西，遂放王伦归报，表示允许和议。

九月，王伦回到临安府，立即受到高宗接见，因王伦言金人情况甚详，受到高宗的“优奖”，被授予右文殿修撰，官其两弟一侄。至于王伦向高宗传达了粘罕有关和议的哪些内容，因史无明确记载，已不可知。

而王伦本人对与金议和的态度，则可从绍兴三年他应宰相赵鼎请召，赴都堂禀议时“陈进取之策”，但遭到赵鼎拒绝这件事中可以看出，他并非是一个一味主张妥协投降的人，后来人们指责他是签订“绍兴和议”的罪魁祸首，实在是代高宗和秦桧受过。

王伦回国不久，南宋又派潘致尧及高公绘二人为大金奉表使兼军前通问使、副使使金。此时秦桧已被解除相位，主和的力量大为削弱，加之南宋又正在对刘豫用兵，因而“和议中格”。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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