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毛主席为何同意新四军北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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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1938年秋中共六中全会刚刚决定了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路线不久，随着1939年至1941年上半年国际国内一系列重大事变的发生，毛泽东就不能不开始全面修正此前的统一战线政策了。

值得重视的是，正是毛泽东的这种努力，导致中国革命从此开始走向它的1949年。

1、蒋介石的“限共”、“防共”

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度积极致力于建立良好的国共关系，以至进一步争取实现组织上的密切合作。但随着武汉陷落，日军大举进攻暂告停顿，以张君劢《致毛泽东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呼吁中共放弃对军队政权之控制和地盘之割据为契机，蒋介石国民党对共产党的态度较前开始明显地变得强硬起来。

至12月中旬，蒋介石不仅拒绝了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进一步密切两党组织上合作关系的建议，而且第一次赤裸裸地告诉中共代表：将中共合并于国民党，“此事乃我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

在这方面，共产党做多少让步也不行。这一根本问题不解决，其他诸如两党磨擦之类的问题都不可能解决。随后，国民党开始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采取限制和削弱共产党力量的方针。

蒋不仅下令禁止八路军跨越战区，纵容和鼓励河北等地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与八路军磨擦，逼迫八路军退出河北等地，而且在1939年1月间召开的国民党五中全会上，开始鼓励各部会及地方当局提出各种“防共”、“限共”的秘密方案，从而使得国共两党之间矛盾和冲突渐渐变得白热化起来。

蒋介石之所以开始“防共”、“限共”，无疑是国民党丧城失地太多，而共产党却利用敌后空虚全力发展，以至不仅从抗战开始时的陕北一隅迅速发展到整个华北地区，而且其军队也从抗战之初的4万余人迅速扩充到20万人之多。这种情况使国民党深感其“统治之土地，将一失而不易复得”，再不加紧抑制，抗战胜利后自己必将失去对整个国家的控制。

而蒋介石相信，只要“上层注重‘理性之折服'”，“中下层予以事实上之‘打击'”，国民党还来得及抑制共产党势力的进一步蔓延。

2、毛主席对国内外时局的担忧

蒋介石突如其来的“反共”、“限共”行动，给了正在计划与国民党搞好关系的毛泽东以极大的震动。考虑到武汉和广州相继丧失，国民党军事上陷于严重困境，历来重视把国内的政治动向与国际背景联系在一起的毛泽东不能不怀疑蒋介石的背后是否存在着一个国际性的妥协阴谋。

事实上，还在1938年9月29日欧洲慕尼黑协定出笼之后，中共中央就十分担心英法帝国主义的妥协政策或“可能搬用到东方”。虽然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估计“东方问题与西方问题在当前具体情况上有某种程度上的区别”，利用英美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非不可能，但面对国民党反共活动的突然加剧，毛泽东开始作最坏的设想。

这是因为，共产党人从来认为，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政策，它们多半都是取决于某些帝国主义的态度的。故毛泽东估计，目前“蒋的政策很大的成分是依赖英美”，中共中央因此断定：“最近的摩擦，都与英美的政策有关”。

由于英法在欧洲的妥协政策打破了苏联建立集体安全体系的计划，毛泽东认为已经失去了建立世界性和平阵线的任何可能，他自然相信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也要相应地日趋严重，国民党内反共势力公然抬头或许就是其妥协倾向恶性发展的一种反映。

当中共中央进一步从国民党五中全会中了解到蒋介石准备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作为“抗战到底”的标志，和国民党计划依靠英美的压力促成召开太平洋会议讨论中国问题的情报，毛泽东甚至怀疑：

蒋介石可能想要造成“东方慕尼黑会议”，，依赖英美”，“把日本迫到卢沟桥去”，并以割让东北和内蒙作为交换。基于这样一种估计毛泽东的态度可想而知。

对于国民党加紧“防共”“限共”，共产党必然会以强调独立和斗争相对抗。但是，在1939年的头几个月里，共产党显然并没有改变自抗战以来对国民党的积极评价。鉴于1938年12月底国民党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叛变投降，蒋介石不仅没有步其后尘，而且公开拒绝了以“共同防共”为基础的日本首相近卫的声明，毛泽东依然肯定国民党在总的发展方向上还是“在进步”，只是这“进步的河流中有一股逆流”，“整个进步中有部分的退步"。

因此，他仍旧主张对国民党“要亲爱，要团结”。与前有所区别的只是，毛泽东开始特别强调了在统一战线的原则中，还要加上“反磨擦这一条”，要加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

1939年8月23日，苏联在对英法等国政府完全失去信任的情况下，与它一向视为“战争贩子”的法西斯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鼓励德国把战争矛头指向英法两国。紧接着，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新的世界大战爆发了。在毛泽东看来，这当然就是“战争与革命”的局面。

毛泽东明确认为：

“过去关于法西斯国家与民主国家之划分已经失掉了意义”，“争取同所谓民主国家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建立统一战线的时期，已经过去”。今后各国共产党的任务只能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的国内战争，建立反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统一战线”，以便“推翻世界反动营垒，用革命战争打倒帝国主义战争，打倒战争祸首，推翻资产阶级”。他断言：“资本主义经济已经走到尽头了，大变化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了”。

战争引起革命，这对于共产党人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次世界大战诞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新的世界大战的结果可想而知。斯大林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总危机的预言和共产国际第三时期理论的提出，早就使共产党人渴望着新的“战争与革命”的局面的出现，因为他们相信，根据以往革命的经验，根据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预言，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的背后，必将伴随着更广泛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的诞生。

3、蒋日联合“反共”的迹象

在继续民族战争，继续统一战线的情况下，应如何看待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现在和未来的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从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提防国民党叛变投降的可能性之日起，毛泽东就已经开始重新认识国民党了。

国民党“以种种必要手段，恢复管辖权力”的作法，以至不惜封锁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并挑起冲突，更是激起他对国民党的极端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战争与革命”的局面的到来，自然促使他迅速开始从阶级的角度重新评价国民党的作用了。

还在1940年6月法国战败以前，毛泽东就断定蒋介石发动反共摩擦有国际背景，认为这是“英美法最恶毒的反苏反共指令”的结果，其目的在于“对日妥协”，“以便在太平洋方面组织英美法日华五国的反苏反共集团”。

法国战败后，考虑到英法已经失去了干预东方事务的可能性，蒋介石失去了组织反苏反共集团的帝国主义支持，于是他断定“发动反苏暗流与反共高潮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将要被迫着重新来考虑其政策”了，他们有可能“在不妨碍其阶级利益即政权的范围内，延长合作抗日时间”。

根据这样一种判断，考虑到中共已经发展到50万军队、60万党员，而“大资产阶级不统一不强大”，国民党内中产阶级即民族资产阶级也竭力反抗，以至蒋介石不得不“被迫让步”，一方面承认共产党在黄河以北的实力地位，一方面承认在一定条件下有实施宪政的必要，毛泽东很快决定，不仅要迫使这个初步好转得以实现，而且“还要争取彻底好转，即大资产阶级下台代以统一战线，三三制政权，即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各得一票”。

相信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靠英法等帝国主义的支持而存在的，这是毛泽东在英法两国失去东顾能力之后判断蒋介石必定要向共产党妥协的基本依据。

然而，国民党7月16日《中央提示案》的提出，表明国民党不仅不想向共产党妥协，反而在向共产党进攻。《提示案》明确规定八路军、新四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扫数”开赴黄河以北，并只允许中共编八路军六个师，新四军编两个师，其余数十万部队一律遣散。

8月16日，中共中央召开会议再度全面分析了国际局势，虽然注意到蒋介石有转向日本寻求和平的可能，但无论如何看不出这种情况会在近期内发生，因此，毛泽东固然同意划界(以新黄河为限)，但在其他方面仍旧不打算退让。

殊不料，国民党毫无商量余地，最后更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电令中共军队于一个月内按《中央提示案》要求全部开赴旧黄河以北的指定地区。

如何看待国民党在英法两国已无力东顾的情况下加紧反共部署的原因，这对共产党人明显地成为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

尽管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成立，但作为英美派大资产阶级代表的蒋介石，是否会离开英美集团去加入德意日集团呢?毛泽东对此颇多疑问。

但是，蒋介石会不会加入英美集团去反对德意日呢?其强硬态度会不会与此有关呢?考虑到英美联合的力量远大于德意日，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有利于迅速打败日本，毛泽东颇感担心。

他相信，一旦英美派的蒋介石加入英美集团，必使“大多数中间派跟蒋介石跑”，而日本若投降美国，“美国把中国英美派从财政上军事上武装起来”，国共两党必“由合作变为大规模内战”，国民党将占尽优势，“最黑暗莫过如此”了。

4、毛主席同意新四军北调背后的考虑

注意到中共军队有受“日蒋联合夹击的严重危害”，这使毛泽东联想到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过旧黄河以北必有重大阴谋。随着国民党再度通知中共中央，山东及华中的中共军队必须在11月20日之前全部开至华北，苏联大使通报国民党正在与德国和日本进行秘密谈判，中共中央更深感事态严重。

毛泽东电告在重庆的周恩来：

“中央几次会议都觉此次反共与上次不同，如处理不慎，则影响前途甚大。故宜言与指示拟好又停"。

为此，毛泽东先后致电各地党的领导人，要求他们提供看法。而中心问题就是军事上是“坐以待毙”，还是制敌机先，即“我军不待日蒋联合夹击到来，即从五十万人中抽调至少十万至十五万精兵，分数路突入彼后方，而留其余部队(多数)仍在原地抗日”，以此来“避免严重的日蒋夹击”。

毛泽东当然倾向于采取进攻的办法，但他深知，这一着将在政治上带来极大的不利，故又难下决心。毛泽东无论如何不能拿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来冒险，这是中国革命的唯一本钱。

尽管他清楚地知道，在蒋介石还没有公开投降日本的情况下，军事进攻也是一种冒险，但比较被国民党数十万军队赶过黄河，“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到底是危险性稍小的一种冒险。

11月3日，毛泽东决心已定。他一方面以朱彭叶项名义起草答复何白皓电，准备示以团结姿态，并指示皖南新四军军部“答应北移”，争取延缓国民党剿共军行动的时间；一方面断定蒋介石期限一到，必以大军进剿，“第一步将我军驱逐于陇海路线以北，构筑重层封锁线”，“第二步配合日寇实行夹击，消灭我军”。

为了不致被追“退往华北三省让其过黄河构筑新的万里长城致被封死，被夹击，被消灭，而让蒋介石安然投降”，在取得其他中共领导人的同意后，毛泽东决定采取重大军事步骤，以15万精兵分几路首先打到国民党后方河南及甘肃等去，以粉碎其剿共阴谋和封锁计划。

然而，这毕竟也是一种孤注一掷的重大冒险步骤，毛泽东仍旧感到缺少决胜的把握。

在抗日战争的情况下，双方的实力对比，国民党的对日态度与对共产党的态度，和国际环境的影响，仍然对中共的政策和策略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

在1940年秋天所发生的这一切复杂变化表明，中共与蒋介石国民党之间的统一战线毫无疑问还要继续下去。在11月20日这个国民党规定的共产党军队移动的最后期限过去了之后，毛泽东对这种前景也不再表示怀疑了。

他显然更加重视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他开始得出结论：

“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进攻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而“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的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

他甚至断言：

蒋介石除了“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以外，“并无其他法宝”，故“此次反共规模，不会比上次大，只会比上次小”，因为我力量比上次更强大了，蒋决不敢“撕破脸皮乱打”。

随着得到日本正式承认汪伪政权的消息，毛泽东只能相信蒋介石已无投降之可能，进而断定“这次反共高潮快要完结了”。

5、皖南事变发生时，我党的考虑

1940年12月，美英宣布向中国政府提供大笔贷款，苏联宜布继续援华，日汪又签订条约，国际形势明显有利于中国的抗日战争和统一战线。因此，尽管何应钦、白崇禧8日有齐电再提中共军队北移事，蒋介石9日又有手令限期12月31日新四军全部开过长江以北，八路军开过黄河以北，但毛泽东还是估计蒋“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此次严重的投降危险已被制止，“目前反共高潮已经过去”。

虽然毛泽东并不是没有看到蒋介石国民党仍旧在加紧反共的部署，也很快注意到“还不能说反共高潮已下降了”，甚至，考虑到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大地主集团与无产阶级共产党根本上势不两立，他还特别致电季米特洛夫，希望共产国际了解国共关系的严重性质。可是，对大资产阶级买办性的理解，使他不能不格外重视蒋介石政策的外部环境，既然蒋介石已经受到反日的英美势力的包围，那么，毛泽东当然也看不出蒋介石目前有联合日本大举进攻共产党的可能。因此，他只能把蒋介石的反共部署看作是一种“攻势防御”，相信蒋不过是“大吹小打而已”。

殊不料，1941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一次预谋已久的既不大也不小的剿共战争，一举消灭了新四军皖南军部北移部队近万人，俘虏了新四军军长叶挺等人，造成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甚至，蒋介石还迅速下令撤销了新四军的番号，并宜布其为“叛军”。再也没有比这种打击来得更沉重的了。

毛泽东不是没有看破蒋介石国民党的本质，他不是没有预见到这可能到来的反共战争，他也不是没有提醒过新四军领导人准备应付突然袭击，但是，在蒋介石大规模进攻即将到来的一瞬间，他相信了共产国际！甚至，他并不是没有过怀疑，但季米特洛夫刚刚批评他“不该将破裂作为出发点”，破裂就来了!如今，蒋介石的进攻开始了，而共产党却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

他愤然致电周恩来，要他质问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

“叶项被俘，全军覆没蒋介石无法无天至此，请问崔可夫如何办?"

毫无疑问，毛泽东不会把蒋介石的这种进攻看成是一个孤立事件。进攻刚一发生，他立刻就意识到应当马上“在政治上军事上迅即准备作全面大举反攻”。

然而，中共这时有没有在政治上特别是在军事上全面进攻的可能呢?在接连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中共领导人一致同意必须加强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必须准备全面破裂，但人们显然注意到军事上的反攻缺乏必要的准备。

华中新四军直接暴露在国民党和日本军队的两面夹击之下，陕甘宁边区也必须立即调集兵力才能确保安全，要实行战略性的反攻还需要“争取时间长些过到更有利的时机”。而更主要的是，“如立即取攻势，即须调动华北兵力，而一经调动即须有决心打到四川去(非打到四川不能夺取陕甘)，即须有决心同蒋介石打到底”如此重大的战略行动，无论如何都必须周密准备，并须与苏联和共产国际取得一致。

“问题是远方的政策与我们所想的相左三个月来几经往复，尚未解决。故目前我们在政治上取猛烈攻势，而在军事上暂时还只能取守势，惟须作攻势的积极准备，以便在四个月或六个月后能够有力的转入攻势”。

注意到日本军队仍旧在向国民党的正面防线发起进攻，而蒋介石本人看起来也尽力把皖南事变局部化，这使得“从破裂开始到全面破裂尚可能有一个过渡时期”，日蒋矛盾“仍须尽量利用之”，国共合作还可以延长时间，共产党当然有必要“利用这个过程使破裂于我有利”。

况且，毛泽东进一步注意到：军事上未来进攻的主动性，也还“要待国际条件成熟时才能完全到我手中。”

从1939年国民党开始具体策划和实施其“防共”“限共”的方针起，到1941年皖南事变结束止，毛泽东以及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策略转变在一系列极其复杂的过程中终于完成了。尽管，由于总体上国共两党实力对比的限制，美英苏援蒋和共产国际对中共政策的不理解，特别是德国入侵苏联后国际环境转为不利，而“百团大战”后国内敌后战场的条件也极度恶化等等，许多原因使得毛泽东在此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不能积极实现他的新策略。

但是，放弃对国民党领导地位的承认，放弃与国民党“长期合作，共同建国”的幻想，提出“孤立与克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及其首领蒋介石的反动，使一切主张抗日与民主各阶层的人民代表去代替反动了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策略，这无疑是决定着中国未来命运的一种重大的认识变动与策略变动。

在1945年，当毛泽东正式决定向夺取全国政权迈进之际，他曾经这样评价过这种策略变动的意义。他说：

在抗战开始阶段，我们一度试图“改造国民党，改造他的军队，改造他的政府”，那时，.“我们估计国民党能改造，结果国民党未改造，我们在估计上犯了一个错误”。直到国民党“以后出来了一个‘限制异党办法'，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们的同志才觉悟起来了。

可以肯定，毛泽东这里所说的共产党人从“错误”到“觉悟”的转变，指的正是我们上面所看到的情况。同样可以肯定，如果没有这种转变，恐怕就不会有中国共产党的1949年。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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