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学院（大家专访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陶坚:研究成果“不署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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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坚，浙江舟山人。著名国际关系学者。曾长期在国家高端智库从事国际问题研究工作，服务党中央的对外战略决策。现为国际关系学院院长。

又是一年招生季。趁本科提前批招生完成的间隙，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陶坚抽空在北京接受了天目新闻专访。

兴趣+同学影响，他一步步走向国际关系领域

天目新闻：您1982年从杭州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其后的工作经历都与国际关系相关。可否跟我们介绍一下，您是怎样一步步走向国际关系领域的？

陶坚：我们那一代的大学生，对全球问题和外交事务的关注关心是比较普遍的。因为当时改革开放刚刚开始，大家对外部世界都怀有强烈的好奇，抱有浓厚的兴趣。

怎么样把这一自发的兴趣加以固化，再转变成一种专业的热爱甚至是职业的选择？这个过程，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促成的。

首先，得益于母校杭州大学经济系老师的包容与大度。我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世界经济方面的题目，并不是所在政治经济学专业的常规选题，而老师们却认可并支持了我的这种尝试。这种宽容的态度一直影响到了现在的我，我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做毕业论文时，如果学生有他个人感兴趣的选题，哪怕偏一点，作为老师，我一定也会予以尊重和支持的。

第二个原因，是受到同学们的影响。我入读本科时年纪比较小，刚过15周岁，是班上年龄最小的3位同学之一。那时候，对很多的事儿，不光是在专业学习、政治时事上的，还是待人接物方面，都处在懵懵懂懂的状态。当时，班上有不少年长一些的同学，还有“老三届”同学，他们在课堂上的表现，对专业问题的见解，以及社会阅历、组织能力和志愿服务的热情，方方面面，让我学到了很多。

那时，我们有3个要好的同学，从大一开始就经常围绕感兴趣的国际问题，一起看书，一起讨论。顾成同学的母亲在省图书馆工作，帮我们借了好多的书，大家传着看，有了心得共同讨论甚至争论，慢慢地就形成了国际问题的“兴趣小组”。

第三个，选择考国际关系学院世界经济方向的研究生，真的是有点偶然性了。起先，我是想报考复旦的。有一天，我们去查阅招生简章的时候，无意间在展示柜最边上一个角落里看到了一页纸，纸还有点泛黄，是国关的招生简章。我拿起来一看，发现国关招世界经济方向的研究生，考试的科目跟我所复习准备的内容比较吻合。一商量，几乎没什么犹豫，我就决定考国关了。后来，我们3人“兴趣小组”中，有2位成为专业的国际关系研究人员，1位成了资深媒体人。

曾经的工作很具挑战性，却甘于默默奉献

天目新闻：您是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在转行到高校之前，您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智库做国际问题研究工作，服务党中央的战略决策。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可否跟我们说说，您曾经做过的那些研究工作，又有哪些感悟？

陶坚：我的职业生涯主要是在智库做国际问题研究，服务党中央的战略决策。我深切感受到，做好国际问题研究，不仅需要夯实自己的专业功底、更新知识结构，还必须建立起观察世界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大学本科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整整3个学期的《资本论》精读课程，尽管学得“很痛苦”，考得很紧张，却让自己受用了一生。因为，只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才能准确把住“地球的脉搏”。

做政策研究，特别是服务于党中央的战略研究，需要潜下心来，淡泊名利。不同于学术研究，每做一项课题，发一篇论文，都会留痕，多年累积加上努力，或能做到著作等身。但我们的政策研究，相当大一部分是内部的，不署名的。等到退休的时候，把自己使用过的电脑格式化，以往所做的事就是“往事如烟了”。所以，毕业后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老同志要求我们年轻人要立志做“无名英雄”，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现在回想起来，体会更加真切，我也为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感到光荣和自豪。

我们的研究工作非常有难度，很具有挑战性！难在哪里呢？

国际战略和政策分析的核心，就是“知己知彼”。而我们研究的对象，始终处在变化当中。比如说美国，这几十年来它的内政、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变化其实是非常大的。与此同时，我国自身的国力在快速上升之中，战略目标和政策选择也在调整变化。这个变化，从我们曾经的一些用词上就可以看出来。比如说一开始，我们说“营造对我有利的国际环境”；后来又加上一个词，叫做“营造和维护”，再后来，成了“维护和塑造”。所以说，要在这种双向动态变化过程中做到“知己知彼”，需要一流的专家默默地付出一生的心力。

冷静观察、问题意识、底线思维，是一名国际战略研究人员的标配。比如说，要客观认识自己国家的实力，既不能高估，也不能低估。与各位网友一样，我们战略研究者同样会因“厉害了我的国”而热血沸腾，但接下来，我们一定要去弄清楚，我们哪些方面是“真正厉害了”？哪些还“不那么厉害”？还有哪些更是“完全不厉害”？所以我们做战略研究，经常会被学术界的同行觉得你们怎么这么保守、这么谨慎，甚至常把晴天当阴天？而这正是我们的工作职责所在，即发现国际战略环境的一切显性和隐性的风险和挑战，如果客观存在着10个问题，而我们只看到了7个、8个，那就是重大失职，会出大问题。

故此，在做战略研究的时候，神经就得一直绷着，没有放松的时候。而我们却是乐在其中。因为毕竟当自己的研究能够判断准确，合理的建议能被中央采纳并付诸实施见到成效时，所带来的荣誉感和自豪感，是别人很难体会得到的。

有家国情怀且能自律的孩子，欢迎报考国际关系学院

天目新闻：现在正是一年一度的招生季。国际关系学院是所“小而美”的全国重点大学，全部在本科提前批招生。请问，什么样的孩子适合报考国际关系学院？

陶坚：学校的培养目标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招生面试，主要就是让我们的老师对未来的学生有一个直观的了解，包括学生的理解能力、分析与逻辑，观察问题的立场与角度，以及英语的口语水平，当然，还有学生的外表和精神面貌。

我们希望国关的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复合型人才。所以我们对有以下两种特点的学生是比较看重的：

一要有家国情怀。学习外国，必须立足中国。尤其是将来从事涉外领域的工作，离不开家国情怀。只有这样，才能够在考虑问题或者处理事情的时候，始终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只是想到个人。

二要自律。这一点，对学生的成长特别重要。因为社会很复杂，世界很复杂。以后不管从事什么工作，都离不开“自我管理”，养成高度的自律习惯非常重要。

天目新闻：秦刚、袁庚是“国关”知名校友，能否说说他们的故事以及给您的印象？

陶坚：袁庚校友是国际关系学院早期武官培训班的学员。1979年，时年61岁的袁庚临危受命，带领招商局集团，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外向型工业园区——蛇口工业区，成为改革开放最前沿的灵魂人物，为中国经济改革“杀出一条血路”作出了突出贡献。2018年，袁庚成为全国100名“改革先锋”称号获得者之一。

秦刚校友，是2021年7月28日赴任的新中国第十一任驻美大使。进入新时代的中国，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美之间的大国竞争进入激烈对抗阶段。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秦刚走到了对美外交工作的最前线。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能文能武”。也就是说，无论是在经济的战场上还是外交的战场上，他们既要处理具体的事务，解决具体的问题，又要与人打好交道，把朋友交得多多的。这种综合能力自然需要在实践中锻炼，但在学校的培养训练也必不可少。

他们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有很强的抗压能力。无论面对多么复杂的环境，如果没有坚强的毅力、高度的自律、广博的知识和随机应变能力，你是撑不住的，更谈不上去解决复杂问题、说服难缠的对手了。

变化是始终的，培养国际关系人才应与时俱进

天目新闻：上月，在一次演讲中您曾经提到“复杂外部环境下国际关系人才培养的几点思考”。您说：只有增强风险意识、打破惯性思维，我们才能够在更大的不确定外部条件下，提高抗干扰力，提升完成国际关系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任务的能力和水平。您特别提到“过去可行，不等于现在依然可行；现在可行，不等于未来依然可行。”这段话，该如何理解？

陶坚：这是我在中国国际关系学会今年的年会上，说这段话的，也是基于这几年我们在人才的国际化培养方面碰到的一些问题而产生的感想。国际大环境正在发生重大变化，这正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提醒我们的。如果我们，包括老师、学生和家长，还停留在过去的习惯思维，没有准确识变、及时应变，我们的教育一定会出问题，学生的人生规划也会出状况，对吧？

作为高校国际关系学科建设的组织者，我们应深刻认识错综复杂的国际变局给国际关系人才培养带来的新挑战，提升国际风险意识，打破国际化办学的惯性思维，提高教师队伍的适应力。尤其是规划好未来工作的新任务、新标准，找出解决问题的新路径、新办法，唯如此，才能探索出一条在复杂国际环境下培养国际关系人才的可行路径。

希望浙江能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

天目新闻：作为舟山人，浙江是您的故乡。如果让您“寄语浙江”，您会对家乡说些什么？

陶坚：浙江作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希望它今后能在各方面都能做强、做大，能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当中，更多地发挥浙江人的聪明才智。

同时，从高校发展的角度来讲，衷心希望浙江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够跟它的GDP发展一样，在全国名列前茅。希望浙江培养的人才，包括浙江吸引的全球人才，都能体现出富有浙江独特的创新这一色彩，“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