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旨怎么写（宋朝圣旨的著作权归谁）

（图文无关）正是从宋代开始出现了禁止盗版的版权保护法。 （视觉中国/图）

如果你将电视剧《清平乐》里“背诵默写天团”的文集找出来细读，你将可以从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人的文集中找出不少以“朕”为口吻的文章，比如王安石《临川集》有一篇《考课敕词》写道：“今朕有念功乐善之志焉，而又继之黜陟幽明之法，以待天下之大吏矣。”苏轼文集也有一篇“手诏记”：“卿可论朕此意，令早承命，或示朕此札亦不妨。”

大家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文人士大夫怎么可以用皇帝的语气写文章，还敢大摇大摆收入自己的文集中？不怕杀头吗？

其实说破了也不奇怪。王安石、苏轼都担任过知制诰（元丰改制后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而其职责，就是替皇帝起草诏敕，亦即“圣旨”。宋朝的圣旨，虽以皇帝名义颁布，但出台有着严密的程序，其中草诏的序由翰林学士或知制诏负责，如果他们认为不妥，可以拒绝草诏；如果接下草诏的任务，即意味着认可这道圣旨的内容。总之，宋朝的圣旨，除了小部分“御笔手诏”之外，基本上都是由专职草诏的词臣代拟的。

我们可以将知制诰、翰林学士起草的圣旨视为是他们的“职务作品”。由于职务就是替皇帝起草诏敕，他们不但享有俸禄，而且每次草诏还有稿费，宋人称之为“润笔”。《梦溪笔谈》记载：“凡草制……皆有润笔物。太宗时，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不但有稿费，还设立了稿费标准。

尽管圣旨属于“法人作品”，但按宋人惯例，其著作权归撰写的词臣本人，而不是归皇帝或舍人院、学士院。宋人编辑先人、老师或自己的文集时，也会将撰写的诏敕收录进来。所以，我们才会在“背诵默写天团”的文集中读到许多篇以“朕”为口吻的文章。

宋朝词臣敢于拒绝草拟自己不认可的诏命，也许部分是因为他们起草的圣旨，最终总是要收入自己的文集，文责自负。

这体现了宋人对自己之文字著述的珍视，以及对他人之文字著述的尊重。从这份珍视与尊重，又生长出宋朝人的版权意识与版权保护立法。

没错，宋朝的文字创作者是有版权意识的。苏轼写给友人一封信：“某方病市人逐利，好刊某拙文，欲毁其板，矧欲更令人刊邪！当俟稍暇，尽取旧诗文，存其不甚恶者，为一集。”苏轼说：我好烦那帮书商，屡次盗版我的文章，真想将那些盗版书销毁掉。以后若有空闲，我想把旧诗文整理整理，选出过得去的诗文，结集出版。

研究宋版书的学者知道，宋版书通常都有“版权页”，印着出版方的牌记，载有出版人、刻书人、出版日期等信息。有的还特别印上“版权声明”，比如南宋绍熙年间，眉山程氏刻印的《东都事略》一书目录后便有一个长方牌记，上书文字“眉山程舍人宅刊行，已申上司，不得覆版”。“已申上司，不得覆版”，不就是“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吗？

“已申上司”四字，还透露出宋代出版人可以向政府申请版权保护的信息。清代藏书家叶德辉说，“翻版有例禁，始于宋人。”换言之，正是从宋代开始出现了禁止盗版的版权保护法。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南宋祝太傅宅编印《方舆胜览》等书，便向政府提出版权保护申请：“（这批书籍）系本宅贡士私自编辑，数载辛勤，今来雕版，所费浩瀚。窃恐书市嗜利之徒，辄将上件书版翻开，或改换名目，或以节略《舆地胜纪》等书为名，翻开搀夺，致本宅徒劳心力，枉费钱本，委实切害。照得雕书，合经使台申明，乞行约束，庶绝翻版之患。乞榜下衢、婺州雕书籍处，张挂晓示，如有此色，容本宅陈告，乞追人毁版，断冶施行。”

接受申告的宋政府于是给祝太傅宅出具了反盗版禁令，并“张挂晓示，各令知悉，如有似此之人（指有盗版嫌疑之人），仰经所属陈告，追究毁版施行”。祝太傅宅将这一版权保护令附录进《方舆胜览》序文中，以警告盗版商。

宋朝有一部分书籍，版权是归朝廷独占的，如宋政府发布的法律，只能由政府部门刊印，民间不得私自印刷。根据绍圣年间的一道法令，民间学习法律的人，如果需要本朝法律汇编当教材，可以“召官委保”，向刑部提出申请并缴纳工本费，方可获得印好的法律书，“诈冒者论如盗印法”。这里的“盗印法”，应包含了反盗版的内容。

今人说起版权保护，一般都认为，十八世纪初英国颁发的《安娜法令》是“世界上第一部版权法”。但是，我们翻看宋朝的历史，却明白无误地看到，宋代已经出现了保护版权的法令。

吴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