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上海一孩难求，怪年轻人有什么用

低生育率的 A 面：被房价压垮的年轻人

是什么在阻止年轻人生孩子？

从短期来看，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成为了影响生育率的黑天鹅事件。病毒带来的健康忧虑以及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导致一些人对未来的悲观预期加剧，生育暂时被搁置一旁。

从更长远来看，大城市居高不下的房价，可能才是年轻人不想生育的根本原因之一。

有学者对包括上海在内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的 41 个城市在 11 年（2008 — 2018 年）间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发现房价上涨得越快，生育率下降得越快。同时，如果用房价收入比衡量居民的购房能力，则会发现居民购房能力下降得越快，生育率也下降得越快。

该研究认为，" 居民收入较过去有很大提升，但房价提升幅度更大，收入的提升远远赶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 "，因此鼓励生育的重点可以放在调控房价涨幅、提升家庭购房能力上。

低生育率的 B 面：想要更好的生活

从数据结果直接推导来看，影响中国生育率的一大因素，是育龄妇女人口的下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1 年，15-49 岁的育龄妇女比上年减少约 500 万人，其中 21-35 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减少约 300 万人。而这种趋势在上海更加明显，2015 年，上海常住人口育龄妇女人数为 630 万人，2019 年下跌到 599.87 万人，2020 年下跌幅度非常大，为 432.9 万人，2021 年几乎跌破 400 万，跌至 400.41 万人。

随着 80 后、90 后、00 后这几代独生子女步入婚育阶段，育龄人口规模还会进一步缩小。换句话说，父母少了，孩子也跟着少了。

从人口规律来看，生育率降低是城市化和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

联合国《2022 世界人口展望报告》显示，全球总和生育率最高的前 25 个国家几乎都是经济欠发达的非洲国家，而欧美发达国家的生育率则普遍较低。

一方面，医疗的发展让人类不再需要以高出生率来确保婴儿存活的数量；女性就业率的提升让她们在经济上比以往更为独立，得以在婚育问题上有了更高的自主权；而教育则让现代人对于生命意义有了截然不同的理解。

关心人口，更应该关心人

也许，每当生育率下降问题再度被讨论的时候，除了哀叹年轻人不爱生孩子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那些被抑制的生育愿望本身，在尊重年轻人选择权的同时，也为生育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可能性。

就以性别平等作为例子。在过去，女性地位的提高往往被视为抑制生育的因素，但进入二次人口转变的阶段，人们发现性别平等对生育率的影响是一种 U 形的形态，即性别平等在最初会导致生育率的下降，但在后工业化社会，性别平等有鼓励生育的作用。

对比北欧和东亚，这一点尤为明显。

世界经济论坛（WEF）2022 年发布的世界各国男女平等程度的排名，从经济、教育、健康、政治四个方面对各国男女平等的现状进行指数化衡量，在 146 个国家里，排名前三的是冰岛、芬兰、挪威。

这些北欧国家经历过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生育低谷后，生育率开始回升，并保持在 1.7-1.8 左右。2022 年，新冠疫情中的冰岛甚至出现了产科床位不够用的情况，一度需要从其他国家招募助产士。

反观东亚三国男女平等程度的排名，中国排在第 102 位，日本排在第 116 位，韩国排在第 99 位，生育率也一路走低。

从北欧的人口趋势可以看出，经济发展不完全和生育率呈负相关，女性地位的提升也不一定降低生育意愿，完善的社会保障和全方位的性别平等对于生育率有明显的激励作用。

可惜在东亚，有生育意愿的女性普遍面临着 " 母职惩罚 "，资本主义与父权制的合谋下，成为母亲意味着在职场遭遇更严重的工资歧视、上升困境以及日常的区别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