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h是什么病（远程医疗路在何方）

美国时间2017年5月4日，众议院以217票对213票，通过一份共和党议案，该议案会取消奥巴马在2010年通过的标志性医保改革方案大部分内容。这项决议基本代表了川普医改法案(Trump Care)的胜利，并将对美国未来医疗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

Trump Care对Obama Care的主要政策进行了一些调整，在川普医改法案下，如何平衡医疗服务的质量、费用和可及性？这对于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医疗方式—远程医疗产业来说，是机遇，还是挑战？

Xtecher私享会嘉宾｜Hope Lewis

编辑｜闫小姐的大独家

鸡排

硅谷加先生

刘天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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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Xtecher携手UC-Berkley官方孵化器SkyDeck，邀请到致力于提供最先进且可负担的医疗服务的远程医疗公司MORE Health的CEO Hope Lewis，分享他们与众不同的理念和创业过程，带我们一同领略远程跨境医疗领域的坑，诗和远方。

嘉宾介绍：Hope Lewis，CEO of MORE Health, Inc.

牛津大学法学士，纽约大学法学院金融法硕士，加州大学黑斯廷斯法学院健康法硕士。创立MORE Health之前，Hope在国际商务领域有多年经验。她以美国在线公司（American Online, AOL）律师的身份参与了AOL与联想集团合资并落地的全过程，并带领团队开发了AOL的中国第一个线上支付系统。在她担任律师期间，还协助客户完成了多个Pre-IPO的融资和并购案例。

MORE Health成立于 2011 年，是一家总部设立于美国硅谷的互联网医疗服务公司，依托硅谷创新和高科技的优势，整合美国高端医疗资源，致力于为中美用户提供最先进，且可负担的医疗服务。MORE Health虽然不愿意透漏其融资情况，但我们知晓，公司估值和融资情况是跨境医疗中的大哥大，远超第二名。

以下内容为Xtecher私享会嘉宾Hope Lewis分享实录：

医疗领域看似牢不可破的“铁三角”

在医疗领域，有一个不可突破的铁三角，Access（可及性），Quality（质量）, Cost（费用）。Access指是否可以联系到全世界最顶级的医生和领域内的权威专家。Quality指医疗服务的质量，当然，如果能Access到最好的权威，那quality也自然会上升。Cost是具体的花费，随着Access和Quality的上升，Cost也会随之飙升。

此次川普医改是以牺牲可及性为代价来降低成本的。首先，Trump Care不再阻止保险公司对于参保人以前健康状况的条件限制，而是让各州决定保险公司是否可以对之前有健康问题的人收取更多的费用。第二，Trump Care废除了用来帮助支付医疗保险费用政府补贴，让人们使用各种税收优惠来支付医疗保险，例如税收抵免，扣税和健康储蓄账户。第三，Trump Care取消了强制参保的政策，但是新政要求人们购买保险，否则将面临额外费用的大幅度提升。Trump Care为中产阶级和富裕的美国人提供了大量的税收优惠，但它确实降低了保险的普及性并增加了穷人的医疗保健费用。

如果你在美国的保险很好，那么来自Stanford和UCSF等顶尖医院的一流医生都可以成为你的家庭医师。但是对于没有保险的国际病人来说，尤其是在重大疾病面前，这个Cost(费用)是不可想象的。举例来说，在美国做肠镜要花费10，000美元，在中国做肠镜只要600人民币；美国CT扫描要花费约2850美元，而中国也不到600人民币；美国均次住院费用是18，000美元，而中国三级公立医院人均住院费用为12903人民币（国家卫计委信息统计中心）。所以当时我找到合伙人，一起思考“有没有可能，我们运用科技网络平台打破这个医疗领域的铁三角？” 依托互联网的新型医疗方式—远程联合会诊，打破地域的局限，并在最大程度上减小人们获得优质医疗服务的难度。

我们三个创始人，我是法律的背景，CTO胡泊是计算机的背景，然后我们又找到有权威医学背景的Robert Warren医生（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医疗中心外科学教授、原肿瘤外科主任，曾连续多年被《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为“美国顶尖医生”），在2011年形成了这样一个脆弱的雏形，当时被各种打击这项事业的难度和可实现性。CTO胡泊是我的发小，当时他已经拿到了Facebook的offer，却还是加入了我们公司。在这种不被看好的情况下，我们成立了MORE Health。

成立之初我们其实首先要面对三个困难：

第一个就是法律的问题，因为中美关于医疗的法律其实差距非常大；

第二个就是文化的差异，这个文化差异在医学方面的体现就是中国医生和美国医生对待病人的想法是不一样的；

第三个是语言的差异，因为中美之间医学的用语差异很大，比如说中国医生常说的这个病人面热潮红和肝火旺盛，那你要怎么样让美国医生来理解这个面热潮红和肝火旺盛。最后因为中国跟美国有一个天然的时差，所以如何让中美两位医生在同一时间给病人提供服务也是我们遇到的一个问题。

成立之初的三个纠结与最终抉择

1.第二诊疗意见，还是个性化的诊疗服务？

从跨境医疗行业的现状来看，在中国大概有300到400家跨境医疗公司，他们基本都是做转院中介和第二诊疗意见业务，实际上这个难度不大。所有的美国医院，尤其是其国际部（International department）或接待部门（Concierge department）都非常愿意和中介合作。他们要的就是付现金的病人，这种业务的门槛不高，只要你有病人, 帮助他们到美国的医院就诊就可以解决。

但是我认为，真正的跨境医疗不是在于给病人第二诊疗意见，无论从金钱成本还是时间成本上来看都收效甚微。我们设想一下，一个中国的病人拿到了美国医生的第二诊疗意见，你觉得中国的主诊医生会认可吗？不会的。他会说我已经是这个领域的权威，你这个方案根本就行不通。现在很多中介在做转诊服务，然而病人来了以后其实很遭罪。首先，因为他是一个需要CCU（critical care units）的患者，他的身体经不起折腾。第二，即便现在很多顶尖医院，如UCSF、Stanford、Johns Hopkins都有能说各国语言的协调人员，但是语言沟通依旧是很大的问题。第三，美国医院需要重新进行全套检查，如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扫描（PET scan）、核磁共振（MRI）、实验检查（Lab）、尿检等。这样的检查造价不菲，例如一个普通的尿检就要花费大概900美金，更不要说一个PET scan了。

一个患者从获得诊断，申请签证，然后来到美国，再进行一系列检查，见到医生，到最后做手术，整个过程的时间成本极其高昂。据统计，赴美就医在内科方面的治疗费用大致为5-10万美元，手术可能需要7-10万美元，而放疗则需10-20万美元，时间周期从三个月到一年不等。

2.简单的服务咨询公司，还是远程医疗技术平台？

我们更纠结的是到底做服务公司，还是做远程医疗技术平台。从我的角度来讲，服务公司门槛很低，但是运营成本很高。因为既然是做服务的，就要尽心尽力服务，人力资源的庞大需求很难帮助到大规模的病人，所以只能定位到高端精英客户群体。所以我们就决定做远程医疗技术平台，因为我们的梦想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接受权威的治疗。

之后我们开始思考，是做一个医疗服务提供者（Health care provider），还是做一个远程医疗咨询公司。如果是后者，注册当天就马上可以成立一个咨询公司。你可以跟专门提供第二诊疗意见咨询的机构合作，这是很容易的。但我觉得这不能解决实质的问题，当病人远在其他国家的时候，只有第二诊疗意见肯定是行不通的。首先，病人的主诊医生很难接受；其次，不可能根据病人自身病情制定最适合他的诊疗方案（病人自己的身体情况，经济情况，是否有当地的保险，以及当地医院的情况）。出于这些考量，我们决定做一个美国的Health Care Provider，我们会根据病人的上述所有情况，考虑其个体因素来给出个性化的诊疗方案，而不是简单的提供一个第二诊疗意见报告。

3.资源丰富的中国，还是法律环境稳定的美国？

最让我们纠结的，是把公司建在哪里？是建在美国还是建在中国？在中国，有很多父母的人脉资源，也可以直接接触到很多的医院医生。在美国，我们作为华人，其实大家都知道来硅谷创业是很难的，因为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差异，环境的差异，各种各样的差异，都不容易一下子扎根到底。但是从法律角度来讲，我觉得在美国，其法律至少是可预见的，如果我今天运行这个产品，我大概能预见五年之后，在这个法律的环境下，这个产品的成长空间和爆发性未来。

在中国，我们最大的担心是，医疗领域时时都在革新，我们又想做医院又想做医疗技术平台，又想让所有的病人接受到国际最顶尖的专家团队，这在各个层面难度都较大。而且中国的医疗政策变化非常快，假设政府突然出台了一个不利于我们创业公司的公告，或者是说医院出了一个类似的公告，对我们的伤害都是不可估量的。所以我们当时下定决心，尘埃落定在硅谷，现在看来是非常正确的选择。我们的工程师，医生，项目经理和其他员工都在硅谷这个大环境中受益匪浅。

远程医疗的“坑”无处不在

1.美国严苛的医疗服务法律

美国关于医疗服务的法律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我们举个HIPAA（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的例子。HIPAA是美国1996年颁布的一部法律，它主要是为了保护病人的信息安全和隐私，比如说某个大学的医学院有个医生丢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这个笔记本电脑没有正确地加密，所以造成了病人信息的泄漏，根据法律这个医学院会被罚款几百万美金。对于初创公司而言，这个数额的罚款几乎意味着全盘皆输。

现在上升到我们的角度，如果做线上的话，HIPAA对整个的系统环境会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上到整个VTC（Video TeleConference）的架构，下到每一台服务器，每一个数据库，包括这些服务器数据库之间的通讯，以及更细节的，如Multifactor authentication（多因素认证，在用户名称和密码之外再额外加一层保护）中，Authentication token（身份验证标记）和Permission（权限）是怎么处理的，都有详细并且严格的要求。总体来说，病人的数据（PHI）是比个人的信息(PCI)安全等级要求更高的数据，所以要求我们线上的平台安全等级也要超过网上银行的等级才能达到法律的要求。

2. 各州不同的医疗事故保险（Malpractice Coverage）

除了HIPAA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医疗事故保险。医院给医生提供了医疗事故保险，医生才会觉得有保障。而且美国行医资格是以州划分的，在没有资格和保险的情况下，加州的医生是不可能给在纽约州的病人看病的。我们不是医院, 而是一个因特网平台。病人和医生的位置都不确定，所以会有很多法律上的问题要考虑。

我们公司在美国的员工不到30人，但是其中就有五个全职律师，这在任何创业团队中都非常少见。美国的律师事务所顾虑重重且不了解我们的商业模式；专职律师只考虑本领域的维度，很难全面支持。所以，我们干脆组建了一支全职律师团队全权处理这方面的问题。对于我们平台上所有具有行医资质的医师，我们都会提供覆盖全球的医疗事故保险，这在美国是没有其他一家公司可以做到的。

举个例子来讲，我们用了大概两年的时间，和美国最大的一个特殊保险公司合作，来定制我们公司的医疗事故保险。之后我又去找了美国医疗健康领域最大的律所，一次一次地跟他们沟通，从美国的法律，加州的法律，移动医疗的法律，医疗事故的法律和保险的角度，征求他们的意见来制定我们的保险。整个过程花了几十个月才最终实现。因此，我们的病人只要通过MORE Health，就可以建立美国的Patient ID，从而获得美国的诊疗意见和处方，并通过有出口资质的药房获得美国最前沿的药物。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家，可以从法务，保险，医疗方面达到这种安全标准的公司。据我所知，中国没有一家公司可以做到我们的安全程度。

3. 符合各项法律的医疗技术平台

在平台上，医生必须要能够接触到病人所有的原始数据，包括文字的病例、实验结果、影像（心电图、脑电图、CT、PET-CT和核磁共振影像等）、以及病人的数字病理检测结果，才能进行诊疗。按照中国的法律，病理切片无法寄到国外来，因此就必须在国内进行染色、扫描，并做成数字病理影像传给美国的医生。所有数据都要求我们在一个符合HIPAA条款的环境里实现所有的功能。此外，我们的技术团队和斯坦福大学共同开发了放疗计划的云端平台。

这样的一个放疗计划的云端平台，就是病人在做放疗之前是需要由医生来划一个靶区，然后由物理师来做计量。现在这种的软件通常局限在单独的医疗中心和医院里面，因此很难由来自不同机构的医生来合作完成。在中国，放疗计划的质量有待提升。在美国，通常由医学物理学的博士进行放疗计划。而在中国，往往就是由培训几个月的护士进行物理师的工作。据我了解，在中国开设病理物理学的高校机构凤毛麟角。因此，通过我们的平台可以让美国的认证医生和物理师对中国的放疗计划进行评估，保证放疗计划的质量，从而进行指导性的修改。

从医疗质量来讲，我们去年做了大概670多个案例，其中75%的治疗计划是有实质性的改变的。我们大概做了100多个关于脑神经的案例，在有些科目上，中美的差距是很大的。就儿科来说，实际上美国所谓的儿科罕见病在中国已经不罕见了，我们在北京儿童医院做过LCH疾病（朗格汉斯组织细胞增生症）的案例，这是一种血液病，在美国非常罕见，但是在中国，单北京儿童医院有500多个病例，所以在这个领域，中国的医生是非常依赖美国的专家的，从怎么去做检查，怎么去做诊断，怎么去配药，到怎么做下一步的治疗，我们都能够给客户最好的治疗方案。

远程医疗的诗和远方

从2011年创业至今，我们已经开始打破医疗服务领域的铁三角，真正做到了让来自中国的病人在五个工作日内得到世界上最权威，最顶级的专家的诊疗方案。不仅如此，我们还可以通过让病人使用国内医保的方式减少他们的开销，真正做到让来自中国的病人用相对较低的成本接触到最顶尖的医疗资源。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模式就是中国的主治医生和世界上最顶级的权威共同握着病人的手，在其疾病的各个阶段，提供最适合，而非最昂贵的治疗方案。

最后，我给大家分享一个去年做的卵巢癌的案例。当时有位患有卵巢癌的老奶奶80多岁了，上海的医生建议其尽快切除卵巢。老奶奶的家人就把她带到了台湾就诊，又辗转反侧通过More Health联系到美国顶级的卵巢癌专家。美国专家非常注重和病人的沟通和教育，他提出了一个观点:这位有着35年的糖尿病史的老奶奶已经80岁了，把下体部位的卵巢切除之后，愈合会非常困难。美国专家希望让病人在生活质量和治疗方案中找到一个平衡：如果老奶奶想以生活质量为主，那么就来控制这个肿瘤的扩散性，如果想以治疗为主，那就尽快做切除手术。

经过多方讨论，最后老奶奶说，“切除卵巢以后，我很有可能常年卧床不起，我不想成为孩子的负担。我已经80岁了，我更想保证我的生活质量。”这种情况下，老奶奶选择了不做手术。回到上海之后，美国的医生又和上海的主诊医生共同制定了她的保守治疗方案，从而控制住了肿瘤的扩散。去年年底过春节的时候，老奶奶给我们全公司发了一张她在国外旅行的照片，她说，“如果没有MORE Health，我今天绝对不可能在这个地方旅行，我太爱我的生活了。”

这样一个定制化的方案，如果是在国内找最顶尖的专家，其手术费、医药费、住院费、拿到专家挂号的黄牛费，造价不菲。通过More Health找到美国最顶尖的专家制定诊疗方案的花费不超过3万人民币。我们并不是说中国的医疗水平不好，或是医生的医术不好，我们只是想说，我们需要给到病人一个机会，让世界最顶级的专家为病人的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让病人有更多的治疗选择。

这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我们看到的并选择的未来。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