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微信怎么拍一拍头（历史上有哪些用手拍的鼓）

手机微信怎么拍一拍头，历史上有哪些用手拍的鼓？

【文藏来答】这个问题当然是见多识广的文藏小编来回答啦~

唐代的扬州是全国各地的陶瓷器的集散地，从扬州考古发掘出土的数量众多、品种和釉色各异的唐代陶瓷器就可以得到充分证实。其中出土的几件拍鼓像（玩具），别具风格，特别是其身前的腰鼓，虽易被忽视，却十分珍贵。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

此像高8.1厘米。面部丰满，盘腿坐于圆垫上。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它于1985年出土于扬州市月明轩工地唐大和四年（830年）夫人吴氏墓中，属湖南长沙窑捏塑瓷器玩具。

巩县窑三彩拍鼓老人像

此像高6.5、底径3.5厘米。老人头戴风帽，双眼专注身前斜置拍鼓。此鼓两端宽，中部束腰饰两周弦纹。老人端坐于圆垫上，双手作拍鼓状。

此像全身施绿、淡黄、褐色釉，釉质肥厚。三彩釉色鲜而不艳，色彩丰富，形体端正，给人以华贵之气，是一件形象生动的立体模塑玩具。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拍鼓胡人像

扬州出土的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与李效伟《长沙窑珍品新考》一书209图所刊青釉褐绿彩拍鼓像相比，虽然同一时代、同一长沙窑口、同一拍鼓题材，但不同的是后者为胡人形象。它高6厘米。头戴瓜形颤帽。身前横置一腰鼓，双手作拍鼓状，双腿盘坐。通体满施青釉，之上再加褐、绿点彩，突出异国情调。另外，李效伟、吴跃坚《南青北白长沙彩》一书377图所刊长沙窑青釉褐绿彩拍鼓像，此像双手拍鼓，其面目和服装也似为外国人形象。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拍鼓像

此外，在《扬州古陶瓷》图录中，所介绍的1977年扬州城东乡林庄唐墓出土的“彩绘陶拍鼓女俑”尚存疑。此俑高18厘米。女俑头梳单发髻，双手拍鼓。鼓两端宽大，中部束腰。此俑实心胎重，为彩绘陶陪葬品，出土于被盗唐墓的扰乱层，此陶质腰鼓饰弦纹，细长腰，为极小真品明器。它与彩绘陶女俑的结合，因为不是原始出土状况，所以我们认为鼓是被修复者误配了。

彩绘陶拍鼓女俑

以上数件拍鼓皆作手拍之势，那么拍鼓、花釉腰鼓究竟是何物？

故宫博物院收藏一件唐鲁山窑腰鼓代表作品。其长59、足径22.2厘米。鼓形为两头大，中腰纤细，鼓身凸起七道弦纹作为装饰。整器施黑色釉，饰以蓝色大斑点，造型规整，装饰突出。扬州唐城遗址出土过花釉腰鼓不少残片，由此可证唐代北方鲁山窑产品已销售到南方扬州这个大市场。

扬州博物馆亦收藏一件唐代鲁山窑花釉腰鼓，系由马富堃同志1997年于河南鲁山段店窑址获得后捐赠，惜为残件标本，但亦难得，似乎与故宫博物院所藏花鼓基本相似，属于同一窑口、同类品种。湖南省博物馆李建毛在一位长沙窑陶瓷收藏家处见到一件长沙窑瓷鼓，饰以绿彩斑纹，施青釉。此外李效伟、吴跃坚《南青北白长沙彩》一书中刊有一件长沙窑“酱釉鼓，高60、口径26、底径30厘米。”鼓身装饰十一道弦纹，通体施酱釉。

唐鲁山窑腰鼓

此鼓与鲁山花釉鼓对称式样有所不同，是腰鼓品种的又一式样，颇为少见且又特殊。

我国鼓的历史悠久，湖北崇阳出土的铜鼓早在商代就有。自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后，西域乐器拍鼓传入中原，丰富了我国乐器品种。在敦煌和云冈壁画中，留下了大量从北魏到唐代的乐伎画面，其中可看到拍击腰鼓的伎乐歌舞。隋唐时期宫廷用鼓很普及，唐人不仅把鼓引入唐乐，而且能吸纳交融外国乐器，变为己用。

唐鲁山窑腰鼓残件

在扬州出土的唐代墓葬，或市河河道遗址中，或在其它地区出土，有不同窑口，不同品种和不同釉色的拍鼓玩具。如果说青釉褐蓝彩拍鼓儿童像是扬州唐墓中的代表作，那么三彩拍鼓老人像是来自于汶河遗址中的突出品，这都是西域腰鼓乐器传入我国，又盛行于我国的真实、形象的记录。

拍鼓、腰鼓和花鼓的叫法多样。以上列举数件拍鼓文物的质地、窑口和釉色皆不相同，但身前所置鼓形与故宫博物院藏花釉瓷鼓形状如出一辙，可以互证俗称拍鼓、腰鼓或者花鼓都是唐代同一品种乐器，只不过是三种名称，人的叫法不同而已。

长沙窑酱釉鼓

扬州出土唐代儿童陶瓷玩具颇多，这是唐代玩具类一个品种题材。青釉褐彩胡人拍鼓像和三彩老人拍鼓像形体美与纹饰美和谐统一，也反映出唐人培养儿童热爱音乐的理念。此类品种文物虽不起眼，但为研究我国古代腰鼓提供了珍贵丰富的实物资料。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5年3月刊《唐代拍鼓玩具与花釉腰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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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没有什么超虐的短篇故事？

分享一篇故事，不算很感人，但是很现实，而且故事中的每个人都算是个悲剧吧

那年，她16岁，第一次爱上了一个男孩。

他个子不高，看上去很斯文，却非常爱踢足球。他有一副深邃而优雅的嗓音，成绩优异，经常是班上的第一名。

虽然在那个时候，早恋已经不算什么问题，女生追男生也已不再是新闻，她更不是内向的女孩，但她从未想过要向他表白，只是觉得，能这样远远地看着他就已经很满意了。

那时，她总是假装在路上与他偶遇，打个招呼就能高兴半天；她经常下课不回去，为了看他踢足球，她一圈又一圈地绕着操场慢跑。

那时，学校里很流行叠幸运星，她也跟着学了起来。每天，她都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一句想对他说的话，把它折成一颗幸运星，高兴地放进小瓶子里。

她经常望着他，想象着他这样的男孩会喜欢哪种女孩，应该是那种温柔体贴，留着一头笔直黑发，有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高兴时咯咯笑的女孩吧，她想。

她的头发很黑，却是一头男孩子的短发，眼睛虽是双眼皮，但却不明显。她经常看着镜子，想象如果有一天她变为那样的女孩，他是否会喜爱上她。

但想归想，她还是每个月都去理发店把头发剪到耳朵根，还是一遇到高兴的事就哈哈大笑，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儿。

19岁时，她考入了一所中等大学。而他，发挥稳定，去了另一个城市的一所重点大学。当她离开这座她出生的小镇时，脑海里面全是关于他的记忆。

大学生活并不如她憧憬得那般快乐。每天晚上熄灯后，其他女生都躲在被窝里，偷偷给男朋友打电话，互诉相思之情。她好几次按下那几个熟悉的号码，但始终没有按下通话键。

这是19年来，她第一次明白什么叫做想念。原来，想念就是能让人莫名其妙掉下眼泪的情感。

四年的大学生活不算太短，她的身边也有过不少追求者，但她选择了单身。当有人好奇地问起原因时，她总是笑着说：“学习最重要。”她也真的很刻苦，只是为了考到他所在大学的研究生。

她的头发已经四年没剪了，当高中同学聚会时，大家看到她都眼前一亮，乌黑笔直的长发，眼睛也因为精致的妆容显得熠熠生辉。

当他看见她时，眼里也露出诧异欣赏的神情，只是他的手却搂着另一个女人的腰。

她看着他身旁的女人，她比她更温柔，更美丽。她只能藏起自己的失落，她笑着对他说：“好久不见。”

22岁时，她如愿考入了他所在大学的研究生。他却没有继续考研，而是进了一家外资企业。他的工作能力很强，年薪很快达六位数。她再次过着枯燥甚至无趣的学生生活，坚决单身。

放假回去之后，妈妈把她拉到一旁说：“女儿，念书是件好事。但女人总归是要结婚生子的，这才是归宿啊。”她点点头，走进房间整理行李。她从箱子里拿出一瓶幸运星，放到书架上。架子上整齐地排了一排幸运星瓶子，已经6瓶了。

25岁时，她凭借硕士学位和在重点大学的优异成绩，很快找到了一份月薪上万的工作。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创办了自己的公司，生意越来越大。第三家分店开业时，他娶了一位副市长的女儿。

她参加了那场盛大的婚礼，听见旁边人说，新郎年轻有为，是个有才华的人，新娘家有头有脸，她刚从海外回来，又长得漂亮，真是郎才女貌。

她看着他开心的笑脸，心里洋溢着莫名其妙的幸福感，仿佛他身边那个微笑着的女人就是她自己。

她26岁，嫁给了公司的一位同事。从相恋到成婚不到半年，她甚至不确定两人与否相恋过。

在她的催促之下，他们的婚礼很简单，只邀请了几位亲戚和朋友。那天晚上她喝了很多酒，却没有醉。她看着浴室镜子里面那张薄雾蒙蒙的脸。第一次有想痛哭一场的冲动，但最终，她只是补好妆，走出去继续扮演幸福新娘。

她的外套口袋里面有一颗幸运星，是她早上仓促折的。里面写着，“今天，我成为了别人的妻子。但我明白，我爱你。”

她36岁，过着衣食无忧的安逸生活。一天，她在街上遇到一位老同学，闲聊之下，她知道他生意失败。遭遇沉重打击之后，他整天泡在酒吧里，最终闹得妻离子散。

她找了几天终于在一家酒吧里看到了他。她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给他一本存折，那是她所有的积蓄。然后，她对他说：“我相信你可以再站起来。”

当他打开存折时，他简直不敢相信上面的数字。那些所谓的亲戚朋友一听说他要“借钱”，就立刻消失不见。她不过是一个他记得名字的老同学，却如此慷慨？

她只是淡淡一笑：“朋友就是应当互相帮助。”当晚，她的丈夫知道后，当即狠狠地扇了她一记耳光，怒吼道：“上百万说都不说就给他了，你们是不是有一腿！”

她被扇倒在地，没有流泪也没有说话。尽管她从未向任何人说过她爱他，但她也决不会向别人否认她爱他。

她40岁了，那一年他的公司已经成为行业中最具竞争力的公司之一。那天晚上，他带着两百万和他公司的百分之十股份转让书到她家。她丈夫高兴地说：“你不必这么客气。朋友就应该互相帮助。”

她什么也没说，只说了句：“不如留下来吃顿饭吧。”

他没有理由拒绝。当饭菜端上来时，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最喜欢的几样菜都在里面。但当他抬起头，看到她静静地为丈夫和儿子夹菜时，他一下释然了，心想，或许是自己想太多了。

临走时，他掏出口袋里的邀请函，笑着说：“我希望你到时候能来。”

她以为他又开了一间分店，没多想，就把它放在了沙发上。当她回厨房洗碗时，突然听到丈夫大声说，“人一有钱就风流这句话果然没错啊。看你这个老同学，这么快又娶第二个了。”

她的手一颤，被一个破碗划伤了，血一下子涌了出来，将整个水槽都染红了。她看着不断流出的血，突然想起十五年前那个微笑的女人的婚纱，似乎就是这个颜色。

她55岁，有一天突然昏倒在家，被送到了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医生脸色沉重，想把她丈夫叫到一边说话。可毕竟，她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叫住医生，认真地问：“我还能活多久？”

“三个月。”

电影里这样的情节看多了，却没想到真的应了人生如戏这句话。

她不愿呆在医院，回到家，开始为自己准备后事。活了大半辈子的人，要交代的事很多。收到消息的亲戚朋友来见她最后一面，他是最后一个。

她躺在床上，人已经迷迷糊糊了，但一看到他手里的幸运星，立刻清醒了过来。

“这是给我的吗？”她指着幸运星，脸上带着微笑。他连忙回答，“啊，是。是的。我带给你的。”

这真是无巧不成书。这颗幸运星，是他在医院门口，碰到红十字筹款送的，他急着来见她，也没注意就一直握在手上。

她拿着那颗幸运星，放在胸前看了一会儿。最后，她指了指旁边的桌子，那上面也放了几颗幸运星，那是她昨晚花了几个小时叠好的。

“我以前住的房子里，有39瓶幸运星。当我火化的时候，你能把这些和它们放在一起吗？”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闭上了眼睛，脸色安详。

她被火化的那天，他按照她的遗嘱，把39瓶幸运的星星撒到她身旁。有几颗不小心掉在了地上，当他转身要走时，发现了它们。

算了，留个纪念吧，他想，他将它们捡起来带了回去。

他77岁了。有一天，当他戴着老花镜在花园里读一本书时，4岁的孙子突然拿着两张小纸条跑到他身边，大喊道：“爷爷，爷爷，教我读书。”

他扶了扶眼镜，看到第一张纸条上写着，“炎，你穿蓝色运动服很好看哦。另外，我非常喜欢6这个号码，嘿嘿。”

他皱了皱眉，问孙子，“这两张小纸条你从哪里找来的？”“这不是纸条。是你桌子上留下的两颗小星星。我打开一看，发现有字。”

他又接过第二张纸条，看到上面写着，“炎，有种幸福，是有一个能让你不顾一切爱一辈子的人。”

“有种幸福，是有一个能让你不顾一切爱一辈子的人。”他读着，读着，流下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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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听过哪些骇人听闻的真实事件？

迪亚特洛夫事件，发生于前苏联时期。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在现代人类史上发生过的最为真实，也最为诡异的一起事件。该事件后来被改编成为同名电影，豆瓣评分一度走高。不要手贱去百度深究，也不要去看同名电影，事件细思极恐到一听到这个名字就心惊胆颤。

吃瓜勇者请往下看。

下面所有的内容都是来自于事件前后的真实调查结果，以及在事件发生现场的实际情景。如果恐怖事件容易对你产生深刻的心理影响，请有选择性地进行阅读。

1959年2月，前苏联境内的乌拉尔山脉中。这一年的1月底，10名来自叶卡捷琳堡乌拉尔技术学院的高山登山队员，决定去挑战北乌拉尔山东坡的奥托尔滕山。10人中8男2女，其中领队伊戈尔・迪亚特洛夫23岁，其余的成员最大的38岁，最小的成员21岁。队伍中所有的人都有2年甚至更长的高山登山经验。奥托尔滕山的高度仅只有1234米，这其实并不是什么极其危险的挑战。

1月27日，一行人带着装备，开始向奥托尔滕山进发。刚刚出发不久，队伍中的尤里・尤丁便开始发烧，于是他不得不提前下山，先行返回。为了保持联络，队长迪亚特洛夫与尤丁约定，等他们从奥托尔滕山上下来，就会给他和学校拍电报。而按照之前的安排，迪亚特洛夫小队最晚也会在2月12日返回。于是与迪亚特洛夫等其他9名队员告别后，尤丁就一个人先行返回了。不得不说，尤丁是非常幸运的，因为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山上，会有怎样的厄运降临到他们的身上。

2周时间过去了，尤丁依然没有等到迪亚特洛夫一行人的电报。2月12日，尽管迪亚特洛夫还是没有出现，但尤丁记得迪亚特洛夫曾经说过，他们可能还会在山上多走几个地方，于是他便先独自回到了叶卡捷琳堡。然而，直到2月16日，登山小队还是没有任何消息。其他参加登山的成员的家长们，也开始频繁地联系乌拉尔技术学院，询问这些队员的情况。学校在联系了尤丁之后，才意识到：这些队员可能是遭遇了什么情况。

于是在2月20日，一支由乌拉尔技术学院学生和教师所组织的救援队，开始沿着迪亚特洛夫小队的进山路线，前往奥托尔滕山，寻找这些失踪的队员的下落。2月21日，北乌拉尔地区的山脉搜索队，以及叶卡捷琳堡、伊夫杰利当地的警察，甚至是乌拉尔地区的驻军，都开始加入了搜索失踪人员的行列。到了2月24日，参加搜救行动的人数总共达到了2000人，军方也出动了直升机和侦察机，对这一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搜索。

这样大规模的搜救行动，很快便有了结果：2月26日，搜救队在距离奥托尔滕山山顶5公里的霍拉特夏福尔山的山坡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帐篷。根据当时发现这个帐篷的学生回忆，这个帐篷从中间破了个大洞，里面什么人也没有，而所有失踪人员的行李装备，都还在那个帐篷中。

根据现场详细调查，这个帐篷是从内部被用刀子割开的。在帐篷外面，有8、9个人的脚印，其中有只穿着袜子的，也有只穿了一只鞋、另一只脚穿着袜子的。脚印的方向通向山坡上高处的森林。搜救队跟着脚印继续前进，然而在500米之后，脚印便被雪片覆盖，看不到踪迹。

搜救队于是开始以帐篷外脚印方向消失的地点为半径，开展了细致的寻找。3月2日，搜救队有了新的发现，然而这个发现是令人悲伤的：

在山坡高处那片森林的边缘，有一颗高大的雪杉树。雪杉树下有两具遗体，分别是24岁的尤里・格里沃尼希琴科，和22岁的尤里・德洛琴科。被发现的两个人都赤身裸体，只穿着内裤，脚上没穿鞋。在树下，还有曾经燃起篝火的痕迹。

搜救队发现，在这颗大雪杉上，留下了有人攀登过的痕迹，5米高处的枝杈有被人踩断的迹象。于是大家推断，幸存者们应当是在此处暂时休息，并且爬上了这颗树，想要辨别出帐篷所在方向。按照这个逻辑，搜救队开始在这颗雪杉和帐篷之间的路径上，搜索是否还有其他的队员的踪迹。

通过3月3日一天的搜索，搜救队又发现了三名队员的遗体，他们是队长迪亚特洛夫，22岁的女队员季涅塔・柯尔莫戈洛娃，以及23岁的鲁斯腾・斯洛柏丁。三人分别距离那颗大树的距离为300米、480米和630米，几乎排成一条直线，而且倒下的方向，都朝着帐篷的方位。

遗体迅速被运回了叶卡捷琳堡，并在法医处接受了尸体解剖。被发现的五具尸体的死因都是「低体温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冻死」。而根据尸体胃中和肠道中的食物消化状况确定，死亡时间距离他们上一次进食为6-8小时。考虑到高山登山露营时的时间，法医基本确定他们死亡的时间先后为夜里0点至2点左右。其中在大树下发现的两具几乎赤裸的遗体是最先死亡的。

至此，搜救队基本确定了这次悲剧的发生状况：

1. 当晚，登山队员们在吃过晚饭后已经先后睡下。然而，在遭遇了某种原因后，队员们判断雪崩即将发生，于是慌忙跑出了帐篷；

2. 按照有经验的队员的指示，所有人都开始向较高的森林中转移，以躲避雪崩；

3. 然而，在进入树林后，他们发现雪崩并没有发生，同时一些队员因为跑出来的时候过于匆忙，防寒服和鞋子都没来得及穿上，所以出现了低体温症；

4. 队长迪亚特洛夫带领队员们在大雪杉树下点起篝火取暖，然而因为当晚的降雪和大风，篝火并没能起到太有效的作用，导致了两名队员的冻死。同时，他们也尝试在风雪中爬上大树，辨别帐篷的方位；

5. 为了让剩余的队员可以充分御寒，死去的两名队员的衣服被扒下来，被幸存的队员们穿上，之后3名队员开始冒着风雪，想要回到帐篷中；

6. 然而在夜间的风雪中，尝试回到帐篷里的三名队员先后倒下，冻死在了风雪里。

在奥托尔滕山上，这个季节的最低温度会达到零下30多度，日间气温也只有零下15度。在这样的天气中，队员们在风雪中迅速损失热量，从而导致了快速的死亡。这一解释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尽管有两具尸体几乎赤身裸体，但是考虑到登山队当时的困境，把已经死去的队员的衣服扒下来穿上，这也是符合情理的做法。然而，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一个：还有其他四名队员尚未被发现。正是这四名队员，将整个事件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合理推断，都画上了一个巨大的问号！

另外，从被破坏的帐篷中，搜救队员们找到了队长迪亚特洛夫留下的日记，以及队员们拍摄的大量照片胶卷。通过对日记的分析，搜救队也得到了这些队员们生前留下的一些登山情况：

1月31日，在队长迪亚特洛夫的带领下，9名队员穿过了低海拔地区的丛林，来到了目标奥托尔滕山的山脚下。他们在这里设立了登山营地，准备好了登山时的必要给养，并将一部分多余的食物留在了山脚下的营地里。

2月1日，队员们沿着从奥托尔滕山流下的溪水，在溪谷中前进。在行进了8公里之后，他们跨越到了溪谷的北岸，并打算在河边宿营。然而，从当天下午天气骤然变坏，从山坡另外一侧席卷而来的暴风雪覆盖了整个溪谷。为了逃出暴风雪的区域，队员们开始向着山顶前进，想要在山坡的另一面找到合适的宿营地。

在暴风雪的呼啸中，登山队渐渐迷失了方向。等到9名队员爬到了山顶上，才发现他们事实上已经偏离了目标，而是来到了奥托尔滕山南面的霍拉特夏福尔山。

为了抵御暴风雪的侵袭，队长迪亚特洛夫决定带领队员们向着山坡下方的森林地带前进。然而在进入森林后，他们发现那里无法宿营，从树上时时有积雪砸下，而且大雪还会压断树枝，给宿营造成危险。于是队员们走出森林，在一处较缓的斜坡上扎下了帐篷。

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根据内容，迪亚特洛夫他们应当是就在这一晚，遭遇了这场悲剧。

尽管出动搜山的人手和器材都已经达到了最大负荷，但是其余四名队员的下落仍然不明。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大规模的搜索活动只得暂时停止。而当时在叶卡捷琳堡地区，人们也都为这群年轻人所遭遇的不幸深深地惋惜着。当然，作为一起大学生登山遇险事件，这件事很快就被人们淡忘了。

然而，让事情峰回路转的转折点，还是出现了。

1959年4月中旬，在山上冬季的积雪开始融化的时候，一支登山队发现在一处积雪尚未融化的溪谷中，似乎有一件红色的羽绒服。他们下到溪谷里，才发现那是一具被半掩埋在积雪中的遇难者遗体。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对这具遗体的挖掘正式开始。

在这具半被积雪掩埋的遗体附近，人们找到了之前迪亚特洛夫登山队中，尚未找到的其他失踪队员。包括这具首先被发现的遗体在内，一共四人，他们都几乎躺在同一个位置。在他们上面，覆盖着厚达四米的积雪。

发现遗体的溪谷，位于从那棵大雪杉树继续向山脚下前进的森林中，距离森林边缘75米。最初，人们只是认为他们四人应该是在向另一个方向逃生时，失足滑落溪谷而死的。从他们的身上，找到了一些其他队员的衣物。因此搜救队判断，他们在向这个方向前进之前，曾经和迪亚特洛夫队中其他队员商议过：将队伍分为两组，一组返回帐篷等待救援，另一组沿山坡下行，去寻找当地的居民求救。

（队长迪亚特洛夫）

但是，在这四具遗体运回叶卡捷琳堡后，人们才发现事情并非像想象得那么简单。

与预想的不同，这四个人都不是冻死的，而是受到了致命的伤害而死。

其中，朵比尼娜和佐罗塔略夫两人的肋骨几乎全部折断。根据负责尸体检验的鲍里斯・沃兹洛兹登尼博士分析，这样的损伤几乎相当于一个人的胸口被汽车以80km/h的速度直接撞击而导致的结果。肋骨的碎片深深地刺进了这两个人的肺部和心脏，导致了致命的创伤。

尼古拉・契波布里纽里的头骨有3/4遭到严重破坏，头部完全变形。

阿列山大・克列瓦托夫的大腿骨碎成三段，双臂也有多处骨折，同时骨盆完全碎裂，脊柱折断。

尽管在雪崩中，遇难者的遗体会出现很多骨折的情况，但是严重成这种情况的骨折，在所有的雪崩遇难者中是从未出现过的。

而更恐怖的是，佐罗塔略夫 和 朵比尼娜 两个人的尸体上，双眼的眼球都消失了，同时舌头也「像被用力扯掉了」一样，在他们两人的尸体上没有找到舌头以及连接组织。

而更加可疑的地方，来自于这四具尸体上的衣物：从衣物中分析出了大量的放射线残留，其强度几乎相当于曾经将放射性元素直接装在衣兜里一样。

这些异常情况，立刻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对后来发现的四人的死因，警方最初的调查是从动物攻击导致的伤害事件开始的。

警方提出的想法是，四人在寻找下山的路径时，可能惊醒了尚在冬眠中的熊，从而遭到了袭击。产生这样的想法，是由于四人出现了极其严重的骨折，这很可能是大型动物的攻击所导致的。

然而从遗体的分析上，警方找不到任何动物的毛发，而且——假使袭击他们的真的是熊的话——熊的利爪会对衣物造成严重的撕扯破坏，但是在四具遗体上的衣物保持完好。因此这个推测很快便被推翻了。

而从朵比尼娜和佐罗塔略夫尸体的眼球和舌头缺失的情况来看，警方也提出过是否为狼或者乌鸦吃掉所导致的。然而从四人的遗体埋藏情况来看，任何动物都不可能从四米深的积雪下挖出尸体来吃掉，而且除了朵比尼娜之外，其他三人的尸体外观都保持完好。

再者来说，狼这类动物在捕食的时候，几乎都是成群出动，而且会首先吃掉猎物的内脏。在朵比尼娜和佐罗塔略夫的尸体上并未发现被动物啃咬的痕迹，而且除了眼球和舌头，其他部位也没有任何的外伤。

另外，在尸体上，尽管法医发现了诸多严重骨折的痕迹，然而尸体的软组织——包括皮肤、肌肉、血管等等——都没有任何的严重损伤。举例来说，如果一个人被棍棒等物打断了腿，那么不仅会出现骨折，同时肌肉也会有一定的撕裂，血管会破裂等等。然而，在这四名登山队员的遗体上，法医仅仅发现了骨头的断裂，却没有严重肌肉撕裂和皮下出血的现象。

根据当时负责尸体鉴定的法医回忆，「这几具尸体的骨折，就好像是从内部直接断裂的感觉，而不是遭遇了外伤而导致的。」

（朵比尼娜，格里沃尼希琴科，契波布里纽里，斯洛柏丁。在照片上的他们曾经笑得那么开心，然而就在几天之后，他们经历了我们难以想象的恐怖的一夜）

在已知的科学水平下，可能造成这种骨折的情况只有一种：冲击波。

当人体遭受了冲击波的袭击时，与具有高度弹性和韧性的软组织相比，骨骼更容易受到损伤。这也许可以解释在这四名遇难队员身上出现的严重骨折。

然而，人类已知的能够创造出冲击波的方法，无外乎爆炸（包括核爆）、超音速运动等等。在人迹罕至的这个山谷中，究竟有什么能够让他们遭遇到类似于冲击波一样的攻击呢？

而能够印证是否属于冲击波的伤害，还有一个好的印证方法，就是内脏器官的受损程度。

在这四个人的尸检报告的已公布的部分中，除了已知的两人心肺部收到了肋骨碎片的刺穿，其余的内脏受损状况都没有公开——这在尸检报告中是很不常见的。

为什么唯独这部分没有公开呢？

很遗憾的是，在90年代苏联解体之后，关于这个事件的调查报告的一份拷贝被再次发现。然而，在这份拷贝中，尸检报告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

而负责这起事件调查的警方，在之后又得到了一个不寻常的线索：

2月1日夜间，在奥托尔滕山南面50公里外的一处叫做维尔斯的农庄外，同时还有另外一组7人的登山队，当天从南向北进山。然而，当晚他们在霍拉特夏福尔山西侧山脚下的一片开阔地上宿营的时候，接近0点的时刻，在北面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个奇妙的橙色球体，散发着像火焰一样的光芒。

同时，警方也逐步了解到，2月到3月的这段时间里，这一地区的很多人都曾经目睹过类似的现象，甚至连一些农庄的气象记录中都保留了相关的信息。

获得了这个线索，警方再一次检视了迪亚特洛夫登山队留下的日记和照片。在日记中，警方没有发现与这一现象有关的内容，然而在他们留下的照片中，警方开始发现了一些不寻常的内容。

首先，警方从被放弃的帐篷中，只找到了一个照相机。而这个照相机的主人应该是最早被发现冻死的格里沃尼希琴科。他是队伍中唯一一个有着丰富经验的摄影师，也是整个登山活动中拍摄照片最频繁的人。下面这三张照片，被认为是拍摄于2月1日，也就是登山队存活的最后一天：

在前两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登山队员们在冒着暴风雪艰难地前进。然而令调查员们感到疑惑的是最后一张照片：相机被发现的时候，它的快门当时已经上了弦——与我们现代使用的大部分相机不同，那个时代的相机普遍使用机械快门，而且是需要使用者先上弦，之后按下快门才可以拍摄的。在大部分时间里，为了防止快门被误按下，摄影师们都会在拍照之前才将快门上弦。而格里沃尼希琴科当时将快门上弦，其明显的意图是想要拍下什么——拍下当时正在发生的一件突发的事件。

然而，也许是这件事情太过于匆忙，格里沃尼希琴科根本没来得及按下快门，便匆匆跑进了茫茫的雪地中，将他的照相机留在了帐篷里。

因此，这最后一张照片，事实上并没有被按下快门。而格里沃尼希琴科想通过这最后一次拍摄告诉我们什么，已经再也无法知晓了。

后来，在警方将这一事件报告给上级之后，当地警察局马上接到了上级「命令停止调查此事件」的通知。原本负责这起事件调查的警官列夫・伊万诺夫，也立刻被调离了这一地区，调动到了乌克兰基辅。

在1959年8月，关于「迪亚特洛夫事件」的调查，被苏联政府宣布结束。给予事件中九名牺牲者的家属的正式说法，是「因不可抗因素而导致的意外事故」。

在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与苏联军方有关的信息遭到了泄露。而在这些信息中，人们发现就在这起事件发生地附近，恰巧是苏联进行R-7洲际导弹发射试验的轨道经过地。

1990年，叶卡捷琳堡当地的一家媒体，通过调查警方当局所保留下来的资料，想要重新披露此事。然而负责采访该案的记者阿纳特利・古施因在向警方索取存档资料时，发现警方从该档案袋中有意遗落了一部分资料 —— 而这些资料的存在，是在其他文档中被提到的，而且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之后，警方再也没有出示过这些下落不明的资料。

2000年，叶卡捷琳堡地方电视台制作了一档节目《迪亚特洛夫山谷之谜》，通过这次电视节目制作，才有了更多当时被家属们和当地民众所保留下来的资料公布于世。

事件中因为偶然得病，而侥幸逃过一劫的尤里・尤丁，于2013年4月27日死于癌症。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结。

在这起事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的时候，2015年，有一份邮件被寄送到了叶卡捷琳堡的一家报馆。这份邮件中有许多照片，然而，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照片是哪部照片机，由谁拍摄的，也并不知道，寄来这些照片的人想要告诉人们什么。

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些照片确实拍摄于这次登山事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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