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北京国家金融管理中心建设

吴玉琦

随着我国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业保持了快速发展。国内众多一线城市紧抓金融业发展战略机遇期明确区域金融中心的战略布局，北京、上海、深圳作为国内三个顶尖金融中心发展城市，金融业未来发展各有定位。比较分析北京、上海、深圳三大国内金融中心城市金融业经济税源发展情况，为更好稳固首都金融管理中心定位提出建议。

2011年到2020年，北京金融业GDP增加值与上海基本持平，并远高于深圳。同时，10年间北京金融业资产总额大幅领先于上海与深圳。

北京在金融业税收总量上占绝对优势。2014年到2019年，北京金融业税收总量仍居于榜首，上海与深圳的发展势头良好，逐步缩短了与北京的差距。

细分行业看，北京在货币金融服务业的税收体量远超上海、深圳，2014年至2019年，北京货币金融服务税收占总体金融业比重持续保持在80%左右，2014年最高时达到了90%，而资本市场服务业、保险业与其他金融业一直保持着平稳水平，占比基本维持在5%上下。

北京主城区金融业发展区位优势明显。2014年至2019年，北京各城区金融业GDP增加值中，西城区金融业GDP增加值持续位居全市第一，朝阳区位居全市第二，海淀区第三。从区域分布上看，北京金融业表现为中心高度集中和外围零散分布格局，东城、西城、朝阳、海淀四城区占北京总面积不足10%，但四城区承担了全市80%以上的金融业发展比例，主城区金融业发展区位优势明显。

西城区金融业GDP远超其他城区金融业增加值占比，原因在于西城区金融街内聚集着大量的金融服务业机构总部，总部经济方面发展已经日臻成熟，具有便捷的交通体系和完善的信息服务体系，配套基础设施齐全，品牌效应突出。

北京金融业具备规模优势。大量国家金融企业总部和重要金融基础设施总部在北京集聚奠定了北京金融业发展的核心竞争力，“一行两会”的发展格局使北京有着得天独厚的金融发展优势，北京在人力资源、政策制定与监管、金融税收体量、文化创意产业、高新技术企业、上市公司、企业总部等数量上远超上海、深圳，北京金融业GDP增加值及金融业税收体量向好发展具有天然优势。

不过，北京资本交易市场集聚效应未显现。一是作为国内证券行业发展三大高地之一，北京相比于上海、深圳，其金融业国有比重占比大，灵活性相对不足。二是科创板、创业板、新三板差异化定位不清晰，北京新三板在市场分层、投资准入、融资交易等服务科技型企业融资制度安排方面仍需进一步创新突破，新三板精选层与主板市场尚未形成高效的联动作用。三是北交所服务的中小企业，大部分在50亿元市值以下，而沪深A股基本是几十亿元市值以上，百亿、千亿甚至万亿级市值大企业聚集，北交所对新三板创新层、基础层庞大的挂牌上市企业带来更多机会，但仍需通过实践检验，其远期效益尚未显现。

此外，北京金融创新活力待增强。深圳有海量的轻资产的科创型初创企业，金融科技市场主体呈现多元化，持牌金融机构的牌照优势将更加凸显。相比较下，北京金融创新活力不足，金融科技企业多数居于产业链中游，孵化培育科技创新型金融企业存在差距。

政策引导层面，京津冀协同发展辐射效应不明显。北京金融业带动京津冀多元化资本体系对三地的支持协同不足，导致金融资本对天津、河北地区高新技术产业的支持力度相对较弱，各种形式的金融科技资源保护成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障碍。一方面，京津冀地区呈现出明显的“虹吸现象”，京津冀区域内科技及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大量资源汇聚到北京，呈现“主峰”态势;另一方面，京津冀三地在金融业政策制定时多呈现竞争关系，不仅限制了本地科技资源外流，也使金融科技要素资源难以在区域之间共享。

融资贷款层面，扶持中小金融科技企业能力待提高。在金融业转型升级过程中，创新引领、科技驱动发挥着巨大作用，但科技企业既有轻资产、高风险、信息透明度不足等问题，又有技术开发和成果转化前景不确定、行业整体技术进步快等特点。一是其信用评价体系尚不完善，缺少差异化、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创新，使该类型企业整体融资与银行信贷准入标准存在较大差异。二是科技企业偿还能力在企业初期评估尚不明显，获贷企业平均成立年限在3年以上，且放贷期限较短、贷款利率相对较高，较难获得支持。三是银行业着力推进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面临评估难、变现难、风险控制难等一系列问题。四是小微企业的税收优惠政策享用需达到一定标准，银行需要运用缜密的统计系统实时监控小微企业是否达到享受标准，该管理成本远高于税收带来的优惠。

改革创新层面，传统金融行业应对创新冲击被动。金融科技的发展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支付习惯，移动支付已成为日常支付方式，相对于传统跨行交易相对较高的手续费和低效率，非银行支付实现了跨行结算的零手续费和资金实时划转，迅速挤占了大量原本属于银行业务范围的支付结算客户及其市场。北京作为传统银行总部的汇聚地，非银行支付行业对传统银行业支付造成巨大冲击，传统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虽提上日程，但就目前的实施效果看，打破当前非银行支付市场的垄断效应还需多方面努力。

税源培育层面，总部经济税源流失空壳化加剧。随着国有银行改制上市、银行资产证券化和政策要求的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的政策导向，北京总部企业税源向外流失，金融机构业务有可能大量迁往外地。使北京“金融空心化”趋势加剧。对比其他金融中心城市对于总部经济的吸引能力不足，如上海出台了《上海市集聚金融资源，加强金融服务，促进金融业发展的若干规定》，旨在吸引人才和金融机构落沪，进一步推进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北京亟需财税政策提升竞争力来稳固总部经济税源。同时，在国家最新产业布局的政策导向下，2021年起，将以在京部委所属高校、医院和央企总部为重点，分期分批推动相关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区疏解，一旦总部金融企业或主要业务大量外流，“金融空心化”发展形势恐将愈演愈烈。

监管防控层面，金融监管税源风险防范存在盲区。当前金融市场分业监管及垂直管理体制下，银行、证券、保险、交易结算、金融控股、非银金融机构等管理职能分散在多个部门，相对割裂，金融监管和政策方面缺乏协同。同时，非传统金融行业的创新带来了新的监管难点，监管有效性不足。如除QDII、沪港通机制外，一些仅持有境外牌照的跨境互联网券商（老虎证券、富途牛牛），违规跨境资本输出的工具，恐造成资金外流、境内投资者的资金有去无回等风险。此外，众多基金、证券、信托等类金融机构异地注册，在北京经营办公，形成金融监管盲区，增加了北京金融风险防范压力。

服务配套层面，金融高端人才相关政策待优化。近年来，各地金融中心城市相继出台高端金额人才引入政策，并在个人所得税上予以优惠政策。如上海持续加大金融领域海内外高层次、紧缺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力度，不断出台相关的人才引进政策，如《上海市引进人才申办本市常住户口办法》。深圳对于境外高端紧缺人才的个税优惠、个人所得税补贴等政策落地，显着降低人才实际税负，吸引了大量高端金融人才投入到当地的经济建设中。面对竞争激烈的高端人才争夺战，北京亟需出台个税优惠政策吸引境内外高端人才，并进一步完善教育、医疗等配套服务。

第一，做到精准扶持，形成政策优势。

一是加强对金融创新产品税收优惠政策的研究及落地。适应金融市场的发展逐步优化税收优惠政策，如在增值税方面扩大增值税抵扣范围，如将贷款利息支出计入抵扣范围，合理地制定免税政策，逐步降低企业的税收成本;在增值税专票电子化扩围工作中，考虑到金融行业对于电子化专票的客观需求，可在金融行业优先实现电子化专票扩围，以实现大小金融企业及时报销和节约交易成本。二是明晰相关政策落地指导意见，对普遍存在的税收政策问题进行调研，减少各种因素影响下导致的金融业税负有较大不确定性，增强境外投资者投资信心。三是加大重点金融总部企业的金融业优惠扶持力度，尤其对符合北京发展需求的民营和外资高端金融总部企业放宽准入和扶持力度，优化不同性质类型的金融总部企业的结构，实现不同性质的金融总部企业在京可持续协同发展。四是加强对成长型的金融科技企业关注度，加大对创新型金融企业、创新型金融产品、高端市场化金融产品扶持力度有侧重地进行政策引导。

第二，提升平台建设，形成服务优势。

一是以京津冀一体化战略思路提升北京总部经济集聚能力，发挥北京金融总部的辐射效应，立足企业发展需求，制定差异化的发展支持政策，完善配套措施，优化产业布局，努力形成不同区域、不同特色，又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发展大格局，着力推动北京金融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让企业与政府、税务部门、金融部门等实现良性互动，促进金融各类要素在区域内无障碍流动，壮大区域金融市场。二是北交所“脱胎”于新三板精选层，作为新三板的一部分，与创新层、基础层一起组成的“升级版”，形成与沪深交易所、区域性股权市场互促发展格局。北交所应充分发挥服务中小微企业包容性和精准性，构建一套契合创新型中小企业特点的涵盖发行上市、交易、退市、持续监管、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等基础制度安排，打造服务创新型中小企业主阵地，补足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普惠金融的短板。

第三，涵养创新税源，形成改革优势。

关注企业未来发展的前景，关注中小型金融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发展，培育新兴税源企业。一是可以北京地区的“金科新区”为试点，加大对中小型金融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政策扶持及融资引导，适时对来自知识产权质押贷款的利息收入给予税收优惠，助力高科技企业融资活动。二是优化财税政策引导外资入场，出台相应的财政奖励、财政补贴、财政返还政策，制定吸引金融企业来京发展政策，同时对于已享受优惠却连续一段时间税收贡献没有达到规定标准的金融创新型企业，建立可退出机制，防范过度优惠导致的短期经营行为。三是鼓励金融机构优化金融产品和服务供给，对服务首都重大战略和经济发展及促进首都金融发展具有特殊贡献和重要战略意义的金融机构给予专项政策支持。

第四，完善监管机制，形成风控优势。

一是加强金融监管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健全金融业税务风险管理专业化团队，将注册会计师、税务师、律师等人才充实到税务风险管理人才库中，为全面实施金融业税收风险管理工作做准备。二是做好金融业预警指标分析，做细风险指标，深度发掘金融业可能存在的问题，在源头上阻断企业可能出现的违规行为。三是建立重点金融企业税收管理信息共享平台，积极推动跨机构、跨区域、跨平台、跨部门的沟通协作，最终完善金融监管平台建设。汇聚并共享北京重点金融企业发展的各类信息数据，通过税收数据专业化和标准化管理，加强对信息数据的分析应用及税收研判，有的放矢地服务企业所需。

第五，完善配套措施，形成人才优势。

根据《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工作方案的批复》“研究在北京特定区域实施境外高端人才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一方面“特定区域”可以划定更为细致，应涵盖金融转型、科技创新等重点发展区域，在此基础上推出与国内同级别金融中心同等水平的高端人才个税优惠政策及配套措施。另一方面，发挥北京教育资源的优势，从落户角度，对高端的金融人才及国内紧缺人才提供落户、子女入学等保障服务措施的“绿色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