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视野下的科技创新

陈劲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我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作出了重大部署，提出到 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这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建设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的重大指引，也是新时代我国科技创新的最新、最重要的目标。

一、科技创新是共同富裕的强大源泉

科技创新不仅是我国把握关键核心技术的重要保障，也是国家创富的最重要源泉，是助力我国加快经济强国建设的最根本的保障。

我国的科技发展从缺乏自主创新、严重依赖国外技术到建成高度现代化的科研体系和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科技创新能力。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规模扩大，人才结构进一步优化，研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2020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跃居世界首位，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和高被引论文数量均位居世界第二位，成为全球科技创新的重要贡献者。与此同时，我国的科技与经济社会深度融合，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量子信息、铁基超导、中微子、干细胞、脑科学等前沿领域取得一批标志性、引领性重大原创成果。5G移动通信、超级计算、特高压输变电等产业技术创新取得重大突破，有力促进了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我国的科技发展也对经济增长带来了显着的贡献。正如着名经济学家鲍莫尔断言，技术创新活动理所当然是经济增长奇迹的一个主要根源， 市场竞争的主要工具表面上是价格，而实际上是创新，为此，科技创新被称为经济增长的“第四种伟大的力量”。2012年，我国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达到40%以上，而到2020年，我国科技进步对GDP的贡献率就超越达到60%以上。从经济增长数据来看，我国的劳动生产率从2006年开始增长速度明显提升，增速较快。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的效率有所提高，且速度优于美国和日本。究其原因，与我国自2006年开始实行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强国的战略布局有关。

富裕以及共同富裕，其核心动力在进一步发展科技创新的作用。创新与创富的相互联动，实现科技创新、资本积累、经济增长和财富实现的良性循环，将是未来我国科技、经济协调发展的深层次议题。科技创新的目标也应从追求自身的能力提升，转为加快促进我国经济强国建设。

二、加强低收入地区的创新能力建设，是彻底摆脱贫困、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

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明确指出，“贫困不仅是贫困地区的事情，而是全世界所面临的一个最大挑战。”时至今日，贫困问题依然严峻，未得到有效解决。世界银行在《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进一步强调贫困问题，并建议“将贫困和共享繁荣结合起来”。根据世界银行2018年的报告，世界极端贫困人口占比已由1990年的36%降至2015年的10%。说明全球在减贫上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虽然极端贫困人口下降，但下降速度放缓，说明贫困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贫困群众生活水平大幅提高，贫困地区面貌明显改善，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重大成就，为全球减贫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如何在贫困地区让“繁荣之花盛开”？克里斯坦森教授把这一情形称为“繁荣的悖论”，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开辟式创新”（Market-creating Innovation）。贫穷之患，不在于寡，亦不在于不均，而在于被援助地区内生动力的匮乏。在共同富裕的视野下，应进一步加大经济欠发达地区创新能力的建设力度，包括进一步加强科技特派员制度、降低对经济欠发达地区技术许可的费用、增强欠发达地区创新创业精神与能力的培训等。

加强农业科技创新的力度，特别强调在农业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并使得我国农业的全要素生产率逼近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当今及今后更为关注的议题。我国实施的“藏粮于技”战略就强调用科学技术提高粮食生产能力。这一战略的实施使得我国育种技术、重大自主品种的培育、高效精准栽培、绿色丰产关键技术集成均取得重大突破，同时也极大地推动了农业产业的附加值。进一步强化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科技等新兴科技的创新成果通过科技下乡、产学研合作等技术转移模式应用于农村和贫困人口，这是提升农业生产效率和优化农村物流行业，实现共享发展成果、提升贫困人口生活水平，提高幸福感和获得感的重要途径。

重视巨大的“未消费需求”，也是科技创新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人们会在生产生活中遇到各种暂时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些人被称为“未消费者”，由于技能、财富、机会、时间等各种条件的制约，未消费者选择搁置自己的需求，或者暂时通过权宜之计部分满足它们，这些需求构成了“未消费市场”。 中国的开辟式创新有着近乎无限的潜力。但就农村地区而言，无论是医疗、住房，还是空巢老人的安置和留守儿童的教育，无一不潜藏着巨大的未消费需求。通过开辟式创新实现产品和服务的民主化，不仅意味着巨大的商机，还能拉动更多的医疗、健康、教育、创新、基础设施等资源下沉到农村乡镇以及中西部地区。真正让国内的大循环格局建立和转动起来。不仅如此，它还有利于解决三农问题、减轻社会压力，提升国民的整体福祉。可以说，开辟式创新对于中国乡村地区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三、激活全民创新活力、促进人民创新，是共同富裕的终极目标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主线。科技创新要继续以惠民、全民共享为根本宗旨把以人民为中心贯彻到科技创新活动之中，做到创新活动由人民参与、创新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新型科技创新范式，这样就更好增进人民福祉，更好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在创新主流的经济学家如熊彼特的视野下，企业家是创新的主体，这使得创新资源更多地向所谓的企业家倾斜。但由于企业家通常难以克服的道德风险，使得创新的倾向无益于广大民众，反而破坏了创新的合理性。为此，以公共创新和用户创新为主的非生产者创新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关注，促使创新范式从熊彼特范式走向后熊彼特范式。由于越来越多的创新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因此如何激励该类创新，从而促进全员创新、提升创新的使用效率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事实上，在熊彼特范式的商业创新产生之前，非生产者创新广泛存在于人类生活中。早期人类的生产生活大都以家庭为单位，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于生产成本的考虑，逐渐产生了规模化生产。商品经济的产生带来了商业创新，商业创新的规模效应大大降低了创新的成本，提高了创新的使用效率。商业创新的不断发展进一步激发了消费者的多元化需求，但由于商业创新的主体并非创新用户，因此出现了创新背离消费者需求的现象。后来人们逐渐意识到，创新的最终目的并非是提升商业价值和经济利益，而是提升创新者本人的使用体验或其所在社区的整体福利。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经济学家卡尔·马克思把价值定义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劳动，是劳动者创造价值。价值创造的劳动来自于广大的工人阶级。毛泽东主席认为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路线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创新必须根植于劳动人民的实践经验。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力量的源泉。为此，与熊彼特经济学观点不同，产生价值的创新活动来源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仅仅是熊彼特提的企业家。创新的实践者不仅包括企业家，还包括领先用户、传统的工匠和普通劳动者。

全体人民的创新智慧是中国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和源泉，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新型举国体制中创新主体积极性和能动性发挥的重要体现。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人民不再被动地接受科学知识或通过提供使用数据在科技创新活动中来扮演边缘角色，而是更多地参与核心科技创新知识的生产过程。尽管他们在一个研究项目中可能仍然需要科学家和专家的帮助，但现在普通人民也能够直接为一个科学问题作出决策并找到解决方案。一方面，人民创新需要鼓励个人表达自己的声音，需要基于每一个人独特的知识和经验的多样性来创造创新的机会。这种多样性有助于防止生产者在创新过程中所遭遇到的锁定问题。具有不同教育和经历背景的人民创新者的多样性和包容性确保了对所有创新可能性方向的探索。另一方面，由于人民角色中包含了权利和义务，因此他们的创新活动也需要承担其后果和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责任。因此，与普通创新不同的是，人民创新更多的是选择问题和优化解决问题的方案，寻找兼顾创新者和社会发展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推动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激发全体人民参与创新活动、分享创新经验、共享创新成果，可以使得我国科技创新事业更加富有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