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土壤才能“种”出商人精神

张志勇

很多人问，中国在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商业如此发达，为什幺没有在明清时期形成“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上千年前就有契约，但为什幺没有形成“契约精神”？中国历史上的商人，扮演着什幺样的商人角色？商人除了自己的角色之外，还演了什幺角色？士农工商，彼此的关系……

关于中国的民族工业发展史，本质上是对商人的研究，或是说对商人精神的研究，这是绕不过去的。

谈到商人精神，想说说这几日手边正看的书？余英时先生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余英时，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安庆潜山县人，曾师从钱穆、杨联陞，当代华人世界着名历史学家、汉学家。余英时是当下公认的全球最具影响力的华裔知识分子之一。2006年11月，他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14年9月18日，余先生获得第一届唐奖汉学奖。

2021年8月1日，余英时先生在美国寓所睡梦中辞世，享年91岁。目前已下葬于普林斯顿他父母的墓旁。对先生最好的怀念，就是重读他的着作，思想永在。

《原商贾》与《近世制度与商人》

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书中，有两篇重要的序，这两篇序分别是由杨联陞先生和刘广京先生所作。这两篇序我只说个大概，你就会感受到它们的价值和分量。

第一篇序是杨联陞先生所作，这篇序的标题是《原商贾》。从“原商”与“说儒”，上古日中为市，交易而退说起，从而谈及《货殖列传》的三大贤，由此，谈到中国历史中商人之角色。

在此有必要介绍一下杨联陞先生。

杨联陞（1914-1990），是哈佛大学着名教授，也是一位重要的史学家。余英时曾说他“向来不大写通俗文字”。据可查到资料，杨联陞先生其学问之大，只有在学者中才有所知。

第二篇序是刘广京先生所作，标题是《近世制度与商人》。

刘广京（1921-2006），中央研究院院士，经济史学家，师从费正清。刘广京曾修正费正清解释中国近代史的“刺激-反应”说，并证明中国买办和西方资本主义接触是有竞争力的。刘广京有“学者中的学者”之称。

刘广京先生在这篇序中，提出财产私有制和中国家族制度分不开，亦与渊源深远的伦理传统分不开。他谈了民间宗教；谈了义与利，奉神明，立商约；谈了商人会馆之制度化；谈制度化与商人信仰；以及制度化与商人地位。合志同方，营道同术。

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

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显然这是个大题目，余英时先生所提供的读本，正是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说，中国儒、释、道三教的伦理观念对明清商业发展是否发生推动作用？在余英时先生看来，这问题就像一块石头投入到平静的湖水。

余英时先生在说到商人精神时，也绕不过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这一问题，虽然现在大陆学者已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的困扰，但都基本不说。在余英时看来，“我所得到的整个印象只是这样或那样手工业的发展、这里或那里商业的成长、这种或那种制度或组织的嬗变。我并没有真正看到什幺‘资本主义萌芽’”。

马克思所谓“资本主义”，其涵义是非常严格的，即指西欧十六、十七世纪以来所发展的一套经营和生产方式，现代一般史学家都承认西方资本主义可分为两个阶段，而以十九世纪的工业化为分水岭。

我们会看到，其实已被证明了的，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和此前的宗教改革有着直接的关系。而基督教各派都有严密的教会组织，通过种种经常性的组织活动，教会对教徒的信仰的控制力量是相当强固的，由此必然影响其社会经济活动等方式，如资本主义的精神。

现代资本主义成立的前提：一、合理的会计制度；二、市场自由；三、理性的技术；四、可靠的法律；五、自由劳动力；六、经济生活的商业化。

对于中国而言，该思考的是儒家伦理与商人精神，儒家与经济发展这样的问题，会给我们打开很多思考问题的视角。

余英时先生告诉我们，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说过，他的唯物史观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还特别强烈地反对有人把他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发生的研究套用在俄国史的上面。他毫不迟疑地指出，他的研究不能变成一般性的“历史哲学的理论”，更不能推广为每一个民族所必经的历史道路。他最后强调，在不同的社会中，即使表面上十分相似的事件，由于历史的处境相异，也会导致截然不同的结果。

在西方资本主义未进入中国之前，传统宗教伦理对于本土自发的商业活动究竟有没有影响，这都需要中国商人自己来说话。显然，中国商人和传统宗教伦理是有着密切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