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匙与法老勺——餐勺旅行记

刘小方

在饭桌上，餐勺有着高辨识度。它有圆润的边缘和末端小而浅的凹面，整个形状仿佛一个伸出且五指聚拢的手臂，造型亲切可人。餐勺的地理使用范围广泛，无论是使用筷子进食的东方国家，还是使用刀、叉进食的西方世界，抑或是以“手食”为主的中东、南亚地区，都少不了它的身影。面对酸奶、热汤、米粥等流食时，筷子、刀叉和手指都只能让位于餐勺；给婴儿喂食的时候，餐勺也是人们的首选餐具。餐勺的材质可石可玉、可金可银、可竹木也可陶瓷，其勺柄可长可短，但唯有勺头必须保持人嘴的大小尺度，以确保人们正常使用。

与筷子、刀、叉不同，餐勺可能同时为东西方的人们发明或使用。中国是东方餐勺的诞生地，中国人使用餐勺的历史要远远早于筷子。在早期历史中，餐勺的地位也要高于筷子，关于餐勺的使用还形成了一系列的制度。隋唐时期，中国勺子向东、向南旅行到了仍然“手食”的朝鲜半岛、日本和东南亚地区。西方餐勺最早出现在古埃及，主要用于祭祀和药用。随后，餐勺传播到古希腊和古罗马，并在罗马帝国的扩张中旅行到欧洲各地，成为人们餐桌上的常客。

在绝大部分人的印象中，筷子是中国人最早使用的餐具。事实上在中国，餐勺的使用要远远早于筷子，根据考古学家王仁湘先生的研究，“餐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距今7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生活在黄河流域及其他一些地区的农耕部落的居民，已大多形成了使用餐勺进食的传统”。关于筷子的使用时间，王晴佳教授指出，“大约从1世纪起，筷子在中国开始挑战勺子，最终荣登餐具首位”。换言之，在西汉之前，中国人主要用餐勺吃饭。

在餐勺出现之前，人们为了方便地舀水或舀取液态物质，会主动寻找使用“勺”状物。随手捡来的兽骨、贝壳、海螺等有凹陷或凹槽的东西都可以帮助人们。在中国，人们最早利用的天然“勺”状物可能是瓢。对此先秦文献中有不少记录，如《论语》中说“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明代杨慎在《丹铅总录》中说：“今闽广之地以鲎鱼壳为瓢，江淮之间或用螺之大者为瓢，是以虫壳代瓜匏用也。”随着使用时间的延续，人们给“瓢”“贝壳”等加上柄，就演变为餐勺了。

从考古出土文物来看，在陕西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5000年）遗址中发现了不少兽骨制作的餐勺，它们大体都是长条形。1987年6月，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在余杭区瑶山遗址发掘出一批史前玉器，其中有一个残长8厘米的玉匙，其勺柄呈方形，勺颈逐步变细，属于典型的餐勺样式。统计显示，中国南方（尤其是太湖流域）出土的史前餐勺要略多些，对此有专家指出，“勺子在太湖流域史前文化时期相对发达，或许和这一带人饮食中羹汤、粥糜类食物较多有关。而羹汤、粥糜类食物较多，又和这里的气候较炎热、人易干渴而思汤饮，以及当时的陶饮器易爆裂只能煮带汤类食物等因素相关”。

在古汉语中，餐勺最早被称作“匕”和“匙”。西汉扬雄在《方言》中说“匕谓之匙”，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留下“匕，亦所以用比取饭，一名柶”的记录。清代段玉裁注解说：“比当作匕，汉人曰匕黍稷，匕牲体……匕即今之饭匙也。”所谓“匕黍稷”就是把黍和稷放在“匕”里吃，即用餐勺吃饭的意思；“匕牲体”则是用餐勺切割祭祀用的牛羊肉。关于什幺是“柶”，唐代孔颖达解释说：“柶，以角为之，长六寸，两头屈曲。”这说明“匕”就是我们今天使用的餐勺。从形态上看，餐勺的勺头圆润中带尖，展平后与矛头或刀具很像，可以作兵器，所以后来引申出“匕首”一词。唐代颜师古曾说“匕首，短剑也。其首类匕，便以用也”，也就是说“匕首”是从餐勺的“匕”中演化而来，可谓“吃”出来的兵器。

汉代以后，中国人筷子和餐勺并用，但仍以餐勺为主，“匕”和“匙”地位要重于“箸”。如《三国志》中的“先主方食，失匕箸”，《晋书》中的“一杯食，有两匙；石勒死，人不知”，《续齐谐记》中的“夜与神女宴寝，脱金簪与扶侍，亦赠以银碗及流离匕”，唐代韩愈《再与鄂州柳中丞书》中的“愚初闻时方食，不觉弃匕箸起立”等记载，都将餐勺放在了筷子之前，显示出当时人们餐具使用的先后顺序和重要性。为什幺勺子优先于筷子，王晴佳教授认为：“唐以前，中国北部以小米（黍、稷、粟、黄粱等）为食，因为小米能扛旱扛涝。小米因为颗粒小，煮成米饭易糊，最好的烹饪方法是煮成小米粥，而用筷子很不方便，用匙吃（喝）小米粥简易且姿态优雅。”

唐宋之际，中国人“匙”“箸”通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餐勺和筷子一起向东旅行到了日本（参见《筷子旅行记》）。《三国志》中记载：“倭地温暖，冬夏食生菜……食饮用笾豆，手食。”到了宋代，同时期的日本依旧“手食”。宋代《太平寰宇记》中说：“（日本）饮食以手，而用笾豆。”我们知道“笾豆”是盛放食物菜肴的器皿，形制像今天的高脚盘或高脚碗。应该注意的是，“笾豆”是中国餐饮礼器：“笾，以竹为之，口有藤缘，形制如豆，亦受四升，盛枣、栗、桃、梅、菱、茨、脯、脩、膴、鲍、糗、饵之属是也。”日本人在三国时就得到和使用来自中国的饮食礼器，到宋代依旧“手食”，可能与他们生食、冷食的习惯有关。

时至今日，南亚地区的人们尤其是印度人仍保持“手食”。2018年《鲁豫有约》栏目组到印度采访影星阿米尔·汗，午餐时这位影星就用手抓饭，而鲁豫在要到一个印度餐勺后才完成用餐。阿米尔·汗解释说，用手抓饭可以预知饭的冷热，以防烫嘴。当然，在固态食物面前，手可以代替刀、叉和筷子，但面对流质食物时，还是餐勺更方便，所以现代印度人的餐桌上也有餐勺。关于印度人的“手食”，东晋法显在《佛国记》中已有记载：“天竺诸国，国王皆笃信佛法。供养众僧时，则脱天冠，共诸宗亲、群臣，手自行食。”

法显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远行印度的高僧，在他的感召下，唐代玄奘也西行天竺。或许是阅读过《佛国记》，对印度饮食习惯有所了解，玄奘法师前往印度时，随身携带了中国的餐勺和筷子，也促成了中国餐勺的第一次远行。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国初，僧玄奘往五印取经，西域敬之。成式见倭国僧金刚三昧，言尝至中天，寺中多画玄奘麻履及匙箸，以彩云乘之，盖西域所无者。每至斋日，辄膜拜焉。”

作为中国餐勺旅行印度的见证者，金刚三昧是否确有其人？根据《酉阳杂俎》中的记载，今天的学者们推断，日本僧人金刚三昧原名叫不传，是乘坐日本第18次遣唐使船来华求法的。他也是日本唯一到过天竺的僧人。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认为《酉阳杂俎》的这则记录可信度高：“金刚三昧的名字也是梵语音译，当是在印度所取的名字。”

玄奘法师所到的印度各处，粥糜等流食较为普遍，这让中国餐勺有了用武之地，也让玄奘法师在用餐时显得更加从容和文明，这也可能是印度人崇拜餐勺的原因之一。如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说：“见一沙门……请入僧坊，备诸供养，旦以淳乳煮粥进焉。”《前正觉山及佛成道故事》中说：“如来勤求六岁，未成正觉，后舍苦行，示受乳糜，行自东北，游目此山（据佛经所载，乳糜是牛乳和粳米熬成的粥）。”另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的记载，戒日王安排给玄奘法师的一日三餐和那烂陀寺的伙食也以果品、米饭、乳糜等为主。

在印度求法期间，博学多识的玄奘法师赢得了当地人的敬仰。在与婆罗门教徒的几次辩论获胜后，玄奘法师更是声名显赫，他的言行举止可能都受到当地人的关注。印度人将玄奘法师使用过的鞋子、餐勺和筷子等物品画在寺庙墙壁上以示敬仰和纪念，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尽管中国餐勺在7世纪时就已经旅行到印度，但其并没有得到普及使用。在一幅18世纪的印度莫卧儿王朝宫廷宴饮的细密画中，我们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美食，却不见餐勺的身影。整个画面除了有人用刀在切割肉外，餐桌上没有其他餐具。与印度餐勺的缺失不同，17世纪时的波斯人已经使用餐勺了。1630——1668年，曾六次访问波斯和印度的法国旅行家塔维尼埃在他的《印度旅行记》中留下的“波斯人使用木勺，而中国人使用筷子”的记录就是一个例证。

餐勺，确切地说是“勺形器”，最早出现在古埃及。在公元前3100年的尼罗河流域，就已出现了一些类似今天餐勺的器物。在英国伦敦的大英博物馆，一个用滑石制作的古埃及“勺形器”安然陈列。这个“勺形器”的勺柄是一个双手前伸、脑袋昂起、身体拉平的“潜水女孩”，勺头是一个长方形的斗状凹槽，恰好捧在女孩的双手之上。整个器皿用绿宝石彩釉覆盖，看上去很有中国青铜器的质感。根据考古学家的断代，这个“勺形器”的制作年代应为公元前1575年到公元前1308年之间。不过，这个“勺形器”与用餐关系不大，很可能用于盛放药物或化妆品。

在大英博物馆，一组8个的古埃及“勺形器”中，有滑石、象牙、木头三种材质，它们造型各异，有的勺柄上雕刻着埃及女神伊西斯或男神底比斯的头像，有的是一条鱼或一只山羊，有的像今天我们使用的餐勺，有的则像匣子。这些“勺形器”有的与人们用餐相关，更多的则与古埃及的宗教信仰和丧葬仪式关系密切。

另一个断代为公元前1539年到公元前1292年的埃及勺子，珍藏在美国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这个勺子的勺柄长26.5厘米，勺头呈椭圆，略凹陷，与我们今天的餐勺很相似。勺柄则是一只飞奔的豺，豺前扑的双腿和紧咬的嘴巴一起托起勺头。豺的身体绷直，后腿和尾巴重合构成了勺柄。整个勺子造型精巧，具有很高的艺术性。科学家在勺头的裂缝中发现了谷物的纤维，说明这个勺子有可能是餐勺。

随着古埃及与周边文明的交流，“勺形器”随着不同人群旅行到了中东和欧洲西部。历史学家C.J.杰克逊于1890年2月在英国《古文物杂志》上发表《勺子及其历史：形状、材质和在英国的发展》一文，系统回顾了勺子的历史，尤其是勺子在西方的发展历史。C.J.杰克逊在文中研究了大英博物馆收藏的多个古埃及“勺形器”的造型和用途，他认为古犹太人的先祖摩西在犹太教经典《摩西五经》中提及的“金勺子”可能就来自埃及地区。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勺形器”大部分为青铜或银质。在大英博物馆的诸多馆藏中，大多数这一时期的勺子有很长的勺柄，勺柄两面设计有各种各样的图案，勺头像贻贝的贝壳。这些勺子从器型到结构都延续了古埃及勺子的设计，这也显示出古埃及勺子的旅行路径。

2015年6月，距俄罗斯首都莫斯科180千米的弗拉基米尔市，一家专门的勺子博物馆开门迎客。博物馆收藏有1.5万个不同时期、不同式样的勺子。博物馆馆长皮库诺娃·塔季扬娜介绍说，在俄国历史上，10世纪的弗拉基米尔大公发布了《餐具使用令》，并从临近的国家进口了一套银质餐勺，从此开启了餐勺在俄国广袤领土上的旅行。事实上，我们今天熟悉的刀、叉等餐具在西方的普及历史并不长久。12世纪之前，欧洲人基本上都是“手食”。法国历史学家让·马克·阿尔贝在《权力的餐桌》一书中指出：“在这个时期，餐桌上真正能称为餐具的其实只有一把餐刀。根据当时记载，那时勺子只是在厨房里使用，叉子还是稀罕之物。”

在中世纪后期，刀、叉、勺子才逐渐走上人们的餐桌。如当时每一位英格兰国王的加冕仪式都会有用勺子涂油的程序，因此也有“加冕勺”的说法。直到16世纪，餐勺主要为英国上层社会人士使用，一般为银质，勺柄上雕刻有基督教相关图案，所以价格极其昂贵。这一时期，餐勺不仅被用作吃饭的工具，而且被视为财富和权力的象征。在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维多利亚时期，勺子的设计经历了许多变化，最终在18世纪末演变成现在我们见到的样子。

中国陶瓷餐勺旅行到欧洲的时间比较晚。荷兰历史学家T.佛尔克在1954年所着的《瓷器与荷兰东印度公司》一书中说：“从1602年至1682年，在这短短的80年里，中国瓷器的输出量竟达1600万件以上。”这些从中国输送至欧洲的瓷器中，餐勺的数量应该非常少。因为直到1794年，中国人的陶瓷餐勺才引起了西方人的关注。那年，为了庆祝大清乾隆皇帝登基60周年，荷兰委派专门使团来到北京。荷兰使团的副使在日记中写道：“中国人连吃饭用的餐勺都是瓷器或陶器。”“考虑到陶瓷的易碎特征，用陶瓷作日用的餐勺应该不合适。但是非常惜物的中国人还是让很多古老的陶瓷餐勺免于受到损坏而保留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