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网如何驯服我们的学术？

施晶晶

知网又被架在火上烤。

继去年底赵德馨教授诉中国知网侵权案之后，今年4月中旬，中科院因近千万元级别的续订费用，中止与知网的服务合作，再度引发公众对知网的质疑。

这些年，知网为何频频引发公众不满？争议的核心是什幺，仅仅是“垄断经营”？南风窗对话了《南京大学学报》原执行主编朱剑。

作为一位有着30多年学报编辑从业经验的老编辑，朱剑对中国学术期刊、学术传播的关切、洞见与实践，将帮助我们透过知网这扇窗，从现象看本质，厘清投射在知网以及存在于学术传播大环境中的矛盾，并回归学术本身，思考如何提高学术传播的效率并兼顾公平的问题。

南风窗：中科院因千万元续订费中断了知网服务引发关注，收费方面，知网远超万方、维普等竞品，但又不及国际上爱思唯尔的ScienceDirect，为什幺国内只有知网频频和高校、科研机构谈不拢？

朱剑：双方谈不拢价格的原因，不外乎甲方认为乙方报价太高，所提供的服务不值报价，而乙方认为甲方出价太低，买不来服务。简单说，就是在“贵不贵”和“值不值”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

“值”与“贵”当然是有关联的，而媒体多在“贵不贵”上做文章，几乎所有报道都没放过知网高达50%以上的毛利，这样，不用谈价值，就能坐实错在知网。它不仅要高价，还年年涨价，更是错上加错。但是，知网凭什幺能坐地起价？真要弄清这个问题，“值不值”还是无法回避的。

知网每年卖出其库中数据所得为十多亿元，但这些数据的原产者都不是知网。这里的“原产者”仅指期刊这样的原始数据的编辑和纸质版出版者，为生产这些文献数据，他们每年的投入是知网收入的数倍乃至数十倍；若再往上追溯，则包括这些数据的原创者——作者及其所在单位，其投入就难以计数了。由此可见，知网数据库的价值不是用其售价能够衡量的，换言之，知网数据库的价值比起它的售价而言，不知高出了多少倍。

那幺，是不是就不存在“贵不贵”问题了呢？并非如此，“贵不贵”其实掩盖了更深层次的问题。

知网数据库的生产到销售（传播）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作者完成作品；二是期刊等出版者完成纸本编辑出版和数据转换；三是纸本出版者提交排版数据，知网完成数字出版、入库并销售。

从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投入看，第一阶段最大，第二阶段次之，第三阶段再次之。知网只是第三阶段后半段的投入和主事者。如果只算经济账，知网不仅独享了定价权，成功地以极低的价格买入，再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而且买卖对象都是同一家，即第一、二阶段的生产者，知网成了事实上的唯一直接获利者，本来应该双赢的合作也就变成了知网一方“赢两次”。

所以，问题的要害在这里：知网借助特定的合作模式掠夺了作者和期刊的利益而自肥，价格高低只反映了知网胃口的大小，即使降价，知网模式也不合理。

至于万方、维普等，其经营模式与知网大同小异，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在学界，特别是人文社科学界的影响不及知网，所以议价能力也不如知网。而像爱思唯尔、斯普林格·自然这些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商的经营模式，比起知网来，又是另一番景象，但与知网一样，他们与海外议价能力相对较强的世界名校用户谈不拢价格的事，也经常发生。

自从信息汇聚型数字平台取代了传统纸本期刊，成为国际学术传播主渠道以来，这些平台的专业数据库每年提价15%以上并不稀奇。其实，中国也是这些欧美期刊数据库的主要买家之一，每年高校和科研机构为此的付出比给知网的多得多。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地的用户，对这些数据库的肆意涨价行为也满是怨怼之声，但该买还得买，因为其作用无以替代。当然，作为大客户，中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联合起来，还是有一定议价能力的。

南风窗：此前赵德馨教授因侵犯版权起诉知网同样引发热议，为什幺注重知识产权保护的欧美，没有类似的作者起诉学术期刊数据库的事件？

朱剑：像爱思唯尔这样的国际着名学术出版公司旗下大多拥有数千家专业化、体系化的学术期刊，且早已完成数字化转型，纸本已基本停出，库中涉及版权许可的全文数据只是自身期刊的集成，所有的编辑、出版、传播行为都是同一主体，授权一事早在作者投稿时就已搞定，不可能存在赵教授所诉“擅自收录”的事；作者即使有再多不满，也不可能以侵犯版权为由来诉诸法律。

知网虽有网络出版资格，但旗下连一家有影响的学术期刊也没有，只是各有归属的纸质期刊的数字出版和传播机构，并不拥有从接受作者投稿、授权到审稿、编辑、排版等所有前期程序。

作为独立数字出版主体，知网有着几乎无法克服的先天缺陷：拿不到作者的授权——在期刊编辑部提交出版数据之前，知网甚至不知将有哪些作者的文献会入库和上线，又如何拿到作者的授权？所以，作者只要提起诉讼，知网几乎没有不输掉官司的。

南风窗：既然知网矛盾重重，20多年来，为什幺我们既无法纠正它，又无法摆脱对它的依赖？

朱剑：学术期刊和作者是知网最重要的合作者，没有这两者，知网就会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知网对此心知肚明，从问世开始，就没有放弃过把与这两者，尤其是与作者关系理顺的各种尝试。

先看知网是如何“驯服”期刊的。很多期刊在上世纪90年代就加入了知网的前身“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当时，加入“光盘版”或知网对于大多学术期刊来说，既能多一条发行渠道，又能实现数字出版，何乐不为？

随着知网影响的日益扩大，期刊在线数据库很快就成了学术传播的主要乃至唯一渠道。此时的期刊要想中断与知网的合作，等于自断传播渠道，随之而来的后续效应，特别是没有传播就不会有评价数据，是任何一家期刊都不敢承受的。期刊不敢退出的底牌，知网一清二楚，结果只能是一般期刊面对强势的知网连议价能力都没有，更遑论改变它了。

期刊不那幺迫切地试图改变知网，还有另一层原因，那就是知网严守不介入期刊前期工序的边界。科研体制也只承认先在期刊完成纸本出版，再由知网进行数字出版的学术成果。这就使学术期刊作为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并没有因为知网而有所改变；相反，知网远高于纸本的传播效率，更巩固了学术期刊在学界的地位，期刊的核心利益得到了体制和知网的双重保护。

所以，知网得以轻松地通过协议，划清了与期刊的边界，实现了基本相安无事的共存。

再看知网是如何“驯服”作者的。期刊等纸本出版者，是知网的直接合作者，与知网有协议，而文献作者与知网是不大可能签署协议的。无授权即使用，知网显然涉嫌侵权。但与庞大的作者群体相比，起诉知网侵权的诉案并不算多，而且起诉者非科研体制内或非在职的身份特点异常鲜明，其原因主要有二：

一是知网改变了学术传播的样态，使得学术文献的搜集、检索等较纸本时代容易了许多，学者不仅欢迎，而且逐步依赖上了，所以即使知道知网有侵权嫌疑，也宽容地不予深究了。

二是这样的革命性变化，使得学者个人学术研究和学术影响与学术传播效率的联系，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在维护版权还是扩大学术影响的权衡中，学者心中的天平逐渐倒向后者，而当科研体制和评价机制强化了学术传播的价值，对传播效果的追求也就超过了对知识产权的维护。相比之下，维权的成本和必然带来作品下架的后果，即使是功成名就的体制内学者，也是无法承受的。

学术期刊和作者在感受不公平的同时，如果撇开经济账不算，他们也从知网那里得到了此前所没有的好处，所以，合作的空间是一直存在的。由此，也就构成了知网与学术期刊及作者相互纠缠、相互依存的复杂关系。这个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博弈，到今天已基本稳定下来。说它矛盾重重，并非全貌，相互依存的一面，远比矛盾更为本质，与用户讲价或作者维权只是整体关系中的插曲而已。

南风窗：国内学术数字出版是由知网这一不具备出版者身份的商业公司来完成，为什幺它没有像国际上知名的爱思唯尔用更完善的方式做学术出版？

朱剑：知网似乎从来没有考虑过像爱思唯尔那样，统摄学术编辑、出版和传播的全程，一劳永逸地杜绝这种老是被架在火上烤的窘状，其原因在于，非其不想，实不能也。

爱思唯尔是一家有着140余年历史的老牌学术出版公司，积累了丰富的学术出版经验和广泛的人脉资源，在全球范围内罗织了数千名主编、数万名编委（审稿人）和数十万优秀作者，仅学术期刊一项，即拥有2500余种专业期刊，包括世界驰名的《柳叶刀》《细胞》等着名期刊，且都拥有独立知识产权。

爱思唯尔早在纸本时代就完成了学术期刊的专业化、体系化和规模化建设，使得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数字化转型水到渠成；丰富而优质的信息资源、高效高质的传播和信息检索等服务尤令用户称道，故而在国际学术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知网只有短短的20余年历史，经验、人脉和影响以及生存环境都无法与之相比。知网旗下没有任何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产品，必须通过版权交易获取数据，数据的深度利用和产品开发都举步维艰。

没有独立产品，当然也就不可能有质量控制，建库模式只能选择拆解数千种期刊而成的单篇论文大库，这样的建库模式不够专业、缺乏体系。随着唯一大库中数据量的增加，传播日显无序，效率质量都不可避免地大为降低。优秀论文总是向优秀期刊集中，这也是我国近年来因缺乏优质平台、学术论文大量外流的原因。

知网与爱思唯尔的差异是全方位的，但最核心的差异还在于两者的企业性质大相径庭。

爱思唯尔是一家拥有众多独立出版产品的专业公司，而知网虽然也号称出版主体，却没有任何严格意义上的独立知识产权产品。

造成这一差异固然有历史方面的原因，但在我国传统的学术期刊体制下，像知网这样的企业不可能拥有大量期刊是根本原因。

我国学术期刊体制，初成于上世纪50年代，受计划经济思维影响，学术期刊刊号按单位分配，数千种期刊分布于数千个单位，平均到每家刊社，不足两种期刊，且要求编辑必须职业化。这造成期刊各自为政，渐与学科发展和学术共同体脱节，专业化、体系化缺失，规模化当然更不可能。当数字化时代到来时，一盘散沙般的学术期刊，根本无力构建以规模化集成为特征的数字平台。

知网模式最初正是针对学术期刊体制的特点而设计的。它通过拆解所有期刊，创立了以单篇论文为传播基本单元的建库模式，实现了分散于各单位的期刊的数字出版和网络传播，从而使得纸本时代构建的学术期刊体制得以在数网时代延续。

这是不同于爱思唯尔的知网能在中国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但也由此形成了“两个出版主体并存”的学术出版格局：对于同一出版对象（学术论文），先由期刊完成纸本出版，再由知网完成数字出版。

南风窗：两个出版主体并存的格局，给中国学术发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

朱剑：两个主体并存，看似解决了分散布局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传播的问题，但因学术期刊体制不合理，造成的学术期刊大量同构、体系化缺失、与学科和学术共同体相分离等问题不仅没能解决，相反，阻碍了中国学术期刊朝着专业化、数字化、集群化的国际潮流方向发展。

如果学术传播只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体系内运行，这样的格局似乎没有太大问题，但当中国学术迫切需要“走出去”，形成世界影响、争夺国际学术话语权的时候，其弊端就充分显现出来了：拿什幺来与国际学术期刊出版大鳄比拼，是靠仍在以纸本出版为中心、大量同构却又是单枪匹马的学术期刊，还是靠信息杂陈硕大无朋却没有边界没有独立信息源的知网？

爱思唯尔从来都不是尽善尽美的，也不可能是学术传播的唯一模式或方向，但只要中国打造世界一流期刊的目标不变，学术期刊的专业化、体系化和规模化这一步，就都必须迈出。

与此相比，中科院的议价、赵教授的维权，对知网的影响都不过是热不了几天的小插曲而已。知网将遭遇的真正危机，是必然到来的学术期刊体制改革。得益于两个出版主体并存，知网有了今天的辉煌，从长远看却只能是我国学术期刊发展史上的一个过渡性产物；同时还应看到，世界一流期刊建设的启动，也给知网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如何与时俱进地走出知网模式，融入世界一流学术期刊建设之中，这才是知网应该思考的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