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人民主体、公平本位、创新驱动的共同富裕之路

李由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是人类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基本问题，也是我国七十多年以来一直试图解决而至今问题颇多的理论和政策领域。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再次提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可见，如何全面、准确认识公平、效率、共同富裕等问题，不只是单纯的理论问题，更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目标扎实迈进”的重大政策问题。实践表明，人民主体、公平本位、市场决定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是我国实现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

一、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发展是解决我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只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首要问题是如何尊重、激励和保护勤劳致富、创新致富，如何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如何形成人人参与、自由参与、长期参与的发展环境，走向基于知识的创新、扩散和应用的高质量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创新环境明显优化，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报告，2019年研究与开发投入总额超过日本而居世界第二，研究与开发人员数量、国际专利申请数量超过美国而居世界第一，华为公司以4411件已公布申请连续三年成为企业申请人第一名，我国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129个经济体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1年的第29位提高到2018、2019年的第17和第14位。但当前我国的知识、技术和经济创新能力依然不高，在基础和高等教育、基础研究、核心关键技术创新、企业发展竞争环境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相比依然存在重大差距。如研究与开发资金投入大但产出效率不高，基础研究投入占比只相当于发达国家的三分之一，发表论文数量多但创新性、引用率不高，出口产品数额大但增加值偏低，大型企业研究与开发投入严重低于发达国家水平。1978-2017年我国三种专利中的发明专利申请仅占35.5%，2018、2019年占比分别为36%、32%，而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分别约占90.4%、82.3%、80.5%、72.3%;我国发明专利授权占比长期低于20%（2019年为17.4%），美国、日本、德国、英国约为80%;我国国外申请专利、国外许可专利占比长期低于5%，而美国皆超过40%，我国核心专利占比不足1%，而美国约为20%;我国在光学、电机电气装置、音像、医学、运输、计算机等领域技术差距尤大，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2017、2018、2019年我国对外支付知识产权使用费分别为逆差239亿、302亿、276.8亿美元，美国分别为顺差796亿、767亿、637亿（2020年为713亿）美元。

世界发展经验表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不只依靠简单劳动力和物质资源的投入，更有赖于知识创新、技术进步、生产创新、组织创新、市场创新、法律创新。在近几年的国际竞争和贸易冲突中，也暴露了我国在基础研究、核心关键技术创新上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着广泛而严重的差距，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中仅有2.2%向境外提交国际专利申请，只有华为、中集、大疆、迈瑞等极少数企业的技术水平开始具有国际竞争能力。从制定“十四五”规划、推进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人民共同富裕的长期战略看，我国必须综合考虑国内外发展趋势和我国基本条件，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实行人民主体、全面开放、科教兴国、创新驱动的发展战略。科学发现、技术进步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人民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认识水平直接决定了人民改造世界的能力、过程和结果，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创新能力是引领居民、企业全面发展的第一动力，基于知识的生产、扩散和应用才能够保障和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健康发展。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运行进入了GDP增长率、全要素生产率双重下降的新常态发展阶段。2015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6年发布《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明确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由于我国基础性、前沿性、关键性的知识发现、技术创新能力严重不足，支持国民经济有效运行和持续增长的全要素生产率并不高，我们必须不断改革和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比如，深化改革大学和研究机构的知识生产体制，充分尊重研究人员的创新自由并全面调动研究人员的创新动力。要深化改革各级各类学校体制，促进教育公平，推动义务教育的全国均衡发展，尽快将高中教育纳入义务教育范围，支持和规范民办教育发展，增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适应性，提高大学研究生教育质量，广泛开展科学普及活动，让全体居民成长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事业的高素质的劳动者和建设者。市场不仅是物质资源、金融资源配置的基础方式，也应当成为知识资源配置的重要方式，企业要成为知识应用的主体，需要提高企业的技术创新和经济创新能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从根本和整体上就是指提高知识创新能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国际发展经验表明，越是处于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越要依靠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够将过去的人口、研究、教育、工业、服务业、公共治理大国，全面转型为人口、研究、教育、工业、服务业、公共治理强国，国民经济转向创新型、开放型、高质量、高效率的发展阶段，才能够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创造全面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

二、合理调节收入分配，促进实现共同富裕

经济发展成果应当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奋斗目标。

分配活动是生产成果的分配。从经济活动的某一个完整的过程或周期看，分配活动是对新创造的各种货物和服务在内的生产成果、价值的分配，是经济活动的增量、流量、收入的分配。从经济活动既是人类活动的物质基础和必要组成，又是持续的、变动的角度来看，分配和消费的结果如果必须既满足人类当前的生存性和享受性的生活需要，又满足人类未来的发展性的生产需要，就要将一部分生产成果留存、储蓄起来，作为保持简单再生产或扩大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分配活动又可分为收入分配和财产分配、流量分配和存量分配的统一。

分配活动还可以分为功能性分配和规模性分配、市场性分配和非市场性分配。功能性分配是指根据社会成员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劳动和资本的各种生产要素，以及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发挥作用或作出贡献的大小来分配生产成果，这些贡献可以分为劳动性贡献和非劳动性贡献，这些分配可以分为劳动性的工资和非劳动性的利润（包括利息、地租等）。规模性分配是指对各个社会成员分配到的规模大小或数量多少的生产成果，如果不考虑社会成员的生产要素的投入和贡献，基尼系数就是一个规模性分配的数量指标。市场性分配主要是通过公平、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方式对生产成果进行分配，市场是资产阶级革命以来、也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确立的生产和分配的基本方式。我国竞争性经济领域的分配活动大致属于市场性分配，非竞争性经济领域的收入分配兼有市场性和非市场性的双重性质，非竞争性、非经济活动的其他领域则普遍实行着非市场性分配。我国当前所说的初次分配领域大多属于市场性分配，再分配或二次分配、三次分配属于非市场性分配，政府和道德是再分配和三次分配的基本力量。

从纵向和横向比较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人均GDP水平不高，人均可支配收入更低，收入分配差距偏大等问题。一是人均GDP水平不高。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78年我国人均GDP为381元即156美元，城镇、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分别为133元和343元，全国人口中的80%农村居民和部分城镇居民处于贫困状态，城镇职工平均工资为615元甚至低于1957年的624元，国民经济濒临崩溃边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背景。经过40多年的发展，2020年我国GDP突破100万亿元，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增至72447元即超过1万美元。根据国家统计局、联合国、世界银行等统计资料，当前发达国家人均GDP普遍超过4万美元，美国1978年为10565美元，2019年超过6.5万美元，我国人均GDP不到美国的五分之一，收入差距依然巨大。

二是人均可支配收入偏低。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居民用于最终消费支出和其它义务性支出以及储蓄的总和，包括现金收入和实物收入，工资、财产等净收入和转移净收入，是居民分享发展成果、可自由支配的收入，是对初次分配总收入通过经常转移形式的再次分配。然而，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偏低，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绝对水平和相对水平更低。如2020年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189元，人均月收入仅2682元，其中约6亿人口约1000元甚至更低，9亿人口约2000元，且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相当于人均GDP的44%，这一比率30年来基本未变。比较而言，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多相当于人均GDP的50%至75%，如据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美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其占比在1943年为1485美元、1023美元和69%，1973年为6726美元、4635美元和68%，1978年为10565美元、7220美元和68%，2008年为48330美元、35486美元和73%，2017年为45480美元、59472美元和76%。换言之，2020年我国人均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相当于美国1978、1973年的水平。这就意味着我国居民分享发展成果、自由支配的收入偏少，而政府支配的收入偏多。

三是收入分配差距偏大。基尼系数为0意味着绝对平均主义，改革开放以前我国收入分配存在着严重的平均主义现象;0.3左右比较合理，超过0.4则意味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南美洲、非洲和西亚许多国家存在着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现象。根据国家统计局等方面数据，1987年我国基尼系数突破0.3，1994年突破0.4，2001年至2019年一直在0.46至0.49之间波动，2019年为0.465。

我国经济发展与民生发展之间不平衡，收入分配、住房、城市化、教育、医疗、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较多。如2020年我国常住人口城市化率为63.8%，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仅45.4%，适龄人口高中（含职高等）毕业率仅过70%，社会保障体系的公平性和统一性依然不足。我国社会保障“五险”的41%-45%费率和2018年养老保险28%名义费率、21.6%实际缴费费率都远高于多数国家，而社会保障水平起点较低，2020年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仅54244万人，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构和效率有待改善，教育、医疗、住房成为民生的三大痛点。据2016年国家统计局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数据，在2015年主要国家的教育、健康、社会保障与福利占公共支出结构中，我国三项支出占比分别为14.9%、6.8%、10.8%，美国分别为16.2%、24.2%、20.8%，日本分别为8.7%、19.4%、40.7%，英国分别为11.9%、17.8%、38.4%，法国分别为9.6%、14.3%、43.1%，我国民生三项支出占比显着低于发达国家。

近年来，我国税收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占GDP之比约为18%、20%，这些宏观税负指标并不高。但如果加上税费之外的政府债券、其他收费和官员腐败等项收入，我国宏观税负指标或许超过50%。如据普华永道和世界银行2004-2020年《全球纳税报告》，2004、2017、2018年我国企业的总税收和纳费率分别为82.8%、64%、59.2%，世界平均为53.1%、40.4%、40.5%（2018年北美38.7%，欧盟38.9%，南美53.3%，非洲47.3%），我国宏观税负实际水平偏高。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效率不高，实现现代化和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人类的一切社会制度和经济活动都应当是为了有效解决不断增长变化的消费需要与各种物质资料供给之间的供求矛盾。面对知识创新、经济增长、收入分配的数据及其体现的问题，如何有效解决收入增长、分配差距偏大问题？国内外发展经验表明，生产、交换、分配、消费是相互联系、协同运行的现代经济结构和体系，人民主体、权利本位、社会分工、市场方式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当是不断有效地做大蛋糕和分配蛋糕的基本方式，政府调控和社会捐助是解决收入分配不合理差距的重要方式。收入分配状况应当保持在差距虽大但不至于影响社会经济稳定运行，差距虽小但能够充分保障和激励社会经济有效发展的状态下。

三、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共同富裕任重道远

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中，我们深刻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打破传统理论和体制的束缚，推动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综上可见，在共同富裕问题上应当明确并坚持两项原则：

第一，人民主体、权利本位、市场决定、创新驱动不仅是有效创造财富的基本方式，也是合理分配财富的基本方式。我们要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充分尊重、激励和保障国内外的人员、资本、知识、管理方式等参与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人口和资源的自由流动、市场的开放公平竞争有助于缩小而不是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内资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和提高居民收入。要特别重点鼓励知识创新、辛勤劳动、敢于创业的发展带头人，要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习近平主席2018年11月1日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强调，民营企业贡献了中国经济的“56789”：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但我国民营企业贷款长期仅占银行贷款余额的25%和企业贷款余额的40%左右，非完全性竞争的金融市场导致了金融企业长期过高的工资和利润水平。

第二，依法发挥政府在促进共同富裕上的重要作用。正如十九大报告所提出的，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深化政府体制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科学的公共政策体系，完善经济治理和社会治理。政府的主要职能不是替代居民、企业和市场，而是要充分尊重和全面保护每个人的人身权和财产权，为居民、企业的社会活动提供公平有效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服务，以及提供市场、社会不能充分有效提供的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具体而言，要科学分析我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问题，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的基础之上，重点改革我国的政府预算、税收征管、公共支出等公共财政体制，整治法外的各种社会负担，依法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改善公共支出的结构，提高公共支出的效率。要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保障建设，改进、提高教育、医疗、失业、生育、养老等领域的公共支出，完善低收入群体的社会保障，依法鼓励高收入人群和企业更多回报社会，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促进人的全面公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