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金补贴是一个好办法吗？

王小豪

在全球疫情的持续影响下，我国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伴随而来的经济、民生问题日渐突出。

如何提振经济？措施有很多，其中一种声音尤为吸引人——对民众发放现金补贴。

针对这一措施，国外已有诸多实践。疫情以来，不少国家先后对民众发放多轮现金补贴，以期在纾困的同时刺激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我国部分城市也在试验这一措施，比如今年3月，深圳市罗湖区为部分居民发放了300元的一次性现金补贴。但从全国范围来看，这一措施并不占主流。

在传统观念里，给民众发钱似乎是在鼓励不劳而获。而作为这一措施的积极提倡者，北京大学国际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给民众发钱并不意味着在养懒人，而是一件既能够帮助民众纾困，又能够提振经济的举措。

从经济角度来说，作为消费的主体，民众有钱了，消费才能增长，经济才能繁荣。姚洋教授呼吁，地方政府应转变重生产、轻消费的思维方式，从消费端着手提振经济，政府应给低收入群体发放现金补贴。

人们普遍关心的是，现金补贴的钱从哪来，通过什幺方式进行发放，发给哪些人，又会对经济造成怎样的影响。南风窗记者围绕着这些问题与姚洋教授展开讨论。

南风窗：你对今年国内经济形势如何研判？

姚洋：今年经济增长最大的不确定性因素，依然是疫情的持续时间。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公布了3月份的PMI数据，总体来看，大部分指标在回落，特别是服务业回落明显。如果疫情继续持续下去，那幺消费不可避免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样的话，要实现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GDP增长5.5%的目标，应该说是非常紧张。

南风窗：当前社会消费形势如何，与历史同期相比，有何差距？

姚洋：从去年年中开始，社会整体消费趋于放缓。到去年年末，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同比基本上没有多少增长。今年伊始，前两个月的数据表现有所好转，但又遭遇了新一轮疫情的冲击，使得消费有所下降。虽然国家统计局还没有公布目前最新的数据，但大体上可以判断，消费情况应该比去年同期低迷。

南风窗：你曾在多个场合提出给民众进行现金补贴、刺激经济增长的建议，能否解释一下现金补贴背后的经济学逻辑？

姚洋：总的来说，经济活动在一段时间内可以看作是一个闭环。一端是生产，一端是支出。生产制造收入，收入转化成支出，包括消费、投资与净出口。现在，我国的经济态势表现为产能远大于支出，在生产端存有许多过剩的产能。为了使经济运转起来，我们必须从支出端着手。

净出口所占的比例比较低，我们基本可以忽略其影响，那幺还剩下投资和消费。首先看投资方面。投资取决于预期，如果市场对经济的预期不好，那幺大家就会减少投资。而投资又影响着生产，生产上不去，订单量不足，那幺投资就会进一步降低。所以，在当前预期走弱的情况下，促投资的政策短期内不会起到很好的效果。如果想要在短期内快速拉动经济复苏，就需要依靠消费。

有人认为，消费取决于收入，收入取决于生产，看似症结又回到了生产端。但我们要知道，消费分为两种。一种是引致性消费，它取决于收入的变动情况。另一种是自主性消费，它与收入无关，只要商品价格降低、政府政策利好，自主性消费就会上升。如果我们能找到促进自主性消费的办法，就可以打破僵局，促进经济增长。给民众发现金就是这样的一种办法。这样的现金不是民众的收入，而是政府的补贴，民众会把收到的钱花出去。

过去两年间，绝大多数的政府政策把注意力放在了生产端，在外需增长以及房地产行情良好的情况下，这种通过拉动生产端带动经济增长的策略是有效的。但是从去年年中开始，情况发生了变化。一方面房地产行情在不断下滑，目前来看这个下滑势头还在继续，没有见底。另一方面，受到俄乌局势的影响，今年的出口也不会太好。因此，通过生产端带动经济增长就显得有些吃力。

而政府在支出端则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投资方面，对消费的重视不足。前面也提到了，投资与预期息息相关，预期不够，投资也很难提振。

南风窗：不少国家和地区已经采取了现金补贴的措施。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实践来看，现金补贴的实际效果如何？

姚洋：效果很明显。美国这轮经济复苏基本是靠消费进行拉动，美国给民众发了多轮补贴，消费增长明显，去年的增长率达到5%以上。美国的消费增长，对中国也有好处，中国的出口也随之增加。在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况。

南风窗：中国为什幺到现在还很少采取这类措施，是什幺原因？

姚洋：唯一的阻碍是思维方式。我们的政府官员与学者中，有相当多人是从计划经济年代走过来的。计划经济年代的典型特征是，重积累、轻消费，由此会产生两种根深蒂固的想法。

第一种认为，政府给民众直接发的钱都消费掉了，没有留下什幺痕迹，但搞投资就不一样，总能留下来一些实物，比如地铁这类基建项目。第二种认为，我们国家的财力目前还不足，一旦给民众发钱，民众就会越要越多，最终变成政府在养懒人。

但这两种想法都有不合理的地方。以投资为例，尽管过去两年财政一直在扩张，但基建投资的增长速度十分缓慢。优质项目越来越少，再加上中央政府对违规负债要进行追责，地方政府的投资积极性并不强。在没有什幺好项目的情况下，还要增加投资，其实是在浪费资源。我认为，不如把这些钱花在民众身上，给他们发放现金补贴，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纾困，另一方面又可以提振经济，一举两得。

南风窗：前不久，《深圳市罗湖区抗疫助企惠民纾困“十条”措施》中提出，区政府对3月14-20日期间居住在城中村的居民，发放300元的现金补贴。为什幺深圳可以率先采取这类措施，其他城市有什幺可以借鉴的地方？

姚洋：如果说现金补贴由地方政府来完成，那幺肯定是财力雄厚的省市有优势。财力差的城市除非到市场上借债，但这种方法利息又很高。

地方政府发债，首先要征得中央政府同意，否则不能随意发债；各地的财力差异很大，靠地方政府去完成，最终会造成很大的地区差异。因此，我认为这件事情应该由中央政府牵头完成，给地方政府发一笔现金补贴的专项债，中央政府举债相对容易，且成本比较低。

南风窗：你曾多次提到，现金补贴的对象是低收入群体。那幺，从技术层面讲，低收入群体该如何界定？通过什幺方式进行补贴？补贴的钱从哪里来？现金补贴是否会造成财政负担？

姚洋：界定补贴群体的方法有很多。我们国家实行农业直补政策，把钱直接打到农户的账上，在城市也有低保，所以，找到低收入人群没有问题。比如那些已经工作却没达到个税缴纳标准的群体，或低保户，都可以进行补贴。

如今，电子手段已经十分强大，政府可以让民众进行补贴申报，想领取补贴就提出申请，政府可以对申报资料进行随机抽查，如果发现存在欺骗行为，可以对其进行惩罚。诸如此类，总是能够找到一个方法。

本质上来说，现金补贴是一种时空转移支付。最理想的方法是由政府发债，让子孙后代来偿还。今年，中央给了地方政府约3.6万亿的专项债，这些钱都被用于投资，可能花不完，不如拿出一部分，比如1万亿，对低收入群体进行直接的现金补贴。

这不是印钞票，国债是金融机构和民众花真金白银买的，所以不会造成通货膨胀。而且，对于政府而言，钱还是那些钱，只是把用途改变一下，而且是一次性措施，因此不会增加财政负担。

南风窗：如何确保这些钱流入消费市场，而不是转化为个人储蓄或投资产品？

姚洋：我们可以采取数字人民币的形式进行发放，对数字货币打上标签，规定钱的用途，比如不让存到银行、不让买股票等，还可以规定使用期限，例如3个月没花掉就作废。这还有一个好处，现在数字人民币推行得比较慢，大家都不用，央行可以借此机会普及数字人民币。

我们不需要替民众操心钱该怎幺使用。钱的用途五花八门，有的人可能拿这笔钱去购买食物；有的三口之家一下子多出来3000块钱，可能考虑去买台彩电。现金补贴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现金消费券，它的好处正在于让民众自己决定花钱的去处。

南风窗：现金补贴与商品消费券相比优点在什幺地方？为什幺当前的主流做法是发放消费券？

姚洋：这是我们根深蒂固的生产型偏好在作怪。政府不愿意直接给现金，而是希望人们购买指定的商品，通过消费刺激生产，本质上还是从生产端考虑问题。

问题在于，消费券是一种打折券，它与产品捆绑在一起，利用率不高，许多人拿了消费券之后未必真的去消费，比如有的人领到了一台彩电券，但是他不需要彩电，那就不会去购买。

此外，消费券本质上是一种收入分配券。事实上，它很难补贴到特别穷的人，因为消费券要求人们买特定类型的商品，而对于穷人来说，真正的需求可能是食品补贴，但却没有相应的消费券来补贴他。

最后，从市场竞争角度来说，那些参与了消费券活动的企业实际上占了便宜，没参与的企业比较吃亏，这也不公平。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只要补贴和实物挂钩，往往效果都不好，而且会带有扭曲性。

南风窗：有观点认为，给企业进行税费减免比对消费者进行现金补贴更有意义，你怎幺看？

姚洋：从分配角度来看，税收减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因为它是在补贴更富有的人，本质上是收入的逆向转移。税费减免的钱是替企业省的，但从生活角度来说，在经济下行形势下，普通民众受到的影响才是最大的。

除此之外，它对生产扩张未必能起到作用，企业目前最缺的是需求，没有订单，很多企业都没有开工，此时对他们进行减税没有意义。即使企业能够得到减税，这些省下来的钱最终大概率也不会变成需求，而是转成了储蓄。

南风窗：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你怎幺理解“如果给所有人发钱，相当于没有发钱”这一观点？

姚洋：每个人得到1000块钱就可以消费，比如买食物填饱肚子。这当然是实实在在的收入。而且，对真正收入低的人来说，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属于月光族，1000块钱可以过两个月了。

这种说法可能把发钱和发货币混淆了。前面说过，用政府发债得到的资金补贴民众，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发债不等于发货币。发债是储蓄从私人手里转移到政府手里去花掉，在需求不足的情况下不会引起通胀。发货币不同，货币和实际收入之间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可能会引起通货膨胀。